日本央行為何調整政策機制

　　美歐日英央行政策機制“集結”，有利於西方協調金融政策，可能對新興、發展中國家構成“金融抑制”效果

　　文/劉軍紅

　　日本央行金融政策會議近日決定，自2016年1月起變更金融政策機制和運營方針，主動向美歐靠攏，規避政策錯位風險。同時，英國央行也擬於近期跟隨調整。由此，日美歐英央行將可能在政策機制上形成“集結效應”，全球金融政策體系或將發生新的不平衡，新興、發展中國家將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風險。

　　金融危機後，日美歐央行政策方向不一，步調不齊，呈現明顯的“政策分化”傾向，已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和國際市場穩定的官方風險。尤其是，當前美聯儲量寬終止，加息進入倒計時，而日、歐量寬正走在途中，還遠不具備尋找退路的條件，一旦美政策變動而不能及時反應，必將暴露在美政策變動的風險中。

　　正因為此，日本央行決定調整金融決策機制，突出“與市場對話”品質，力求與美歐協同一致。首先，壓縮金融政策會議次數，減少政策變動頻率。自2016年1月起，仿傚美歐央行機制，將“金融政策會議”從原來的每年14次縮減到與美歐一致的每年8次，以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

　　其次，完善“經濟形勢預測機制”，強化“前瞻指引”。日本央行將每年發表兩次的“經濟形勢與物價展望報告”，與同樣每年發表兩次的“中期評估”整合起來，改為每年發佈四次正式報告，並在1月、4月、7月和10月固定發佈，以便於給市場發出穩定、持續的信號，突出“前瞻指引”效果，引導投資，強化政策效果。

　　第三，改善央行決策透明度，對每位“金融政策委員”的“經濟預測”和“風險評估”採取詳報制，不再採用原來的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選擇“中間值”的含糊披露方式，目的是強化與市場“點對點的對話”。同時，關於“金融政策會議”內容的披露，採取“會後一週”及時通報“主要意見”的新制度，確保與市場對話的“及時性”。而對於反映會議審議過程的“會議紀要”，則採取推遲披露的做法，確保對市場影響的“審慎性”。

　　日本央行上一次政策機制調整是在2006年。當時調整的重點是引進“經濟形勢與物價展望報告”制度，意圖是注重對未來兩年的“長期形勢預判”，突出央行政策的戰略指引性。而在與美關係上則更強調對美獨立性。

　　而金融危機後，西方大國金融政策分化構成全球金融的新風險。一方面，美日歐英央行的金融政策方向、內涵、政策變動頻率均呈不協調、不一致傾向，導致西方金融政策難以協調，反而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干擾因素。特別是，日美歐間“政策走勢”不齊，使得全球資金流向紊亂，加劇了跨境、跨政策區域的投機，嚴重干擾了世界經濟復蘇。

　　另一方面，在西方經濟普遍陷入“長期停滯”背景下，世界經濟進入低速穩定期，每年14次的政策微調過於頻繁和精細，反而加劇了市場預期混亂，違背央行政策維穩的初衷，使央行政策的戰略性被打折。

　　不僅日本央行壓縮政策會議次數，英國央行也準備調整，力求與美歐保持一致。

　　更為關鍵的是，鋻於美國經濟規模、國債發行總量、資本市場容量、黃金儲備量及美元影響力均居世界一超地位，美金融政策的“動與靜”都會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格局産生直接影響，這迫使各國央行在政策機制上不得不追隨美國，儘量回避與美政策錯位風險。

　　美歐日英央行政策機制“集結”，或給世界經濟帶來新風險。

　　日本央行在政策機制上向美歐靠攏，雖有利於西方協調金融政策，緩解G7機制的“肌無力”，有利於世界經濟穩定復蘇，但客觀上，也會形成西方央行政策機制的“一體化”，加速全球金融格局的“兩極分化”，加劇世界經濟的“新失衡”，進而，對新興、發展中國家構成“金融抑制”效果。

　　當前看，新興、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展階段不同、經濟水準有差距，金融體制尚待健全，無法放棄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沒有條件選擇對美歐追隨的做法，由此，恐陷入被排斥的被動局面。

　　而西方央行的“金融抑制”，也會惡化新興、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的外部環境，平添政策調整的難度。

　　尤其是，金融危機後，西方6大央行已經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結成“流動性聯盟”，其金融與外匯政策直接掛鉤、相互影響，強化了對世界市場的控制力。而今，若西方央行進一步實現“政策機制一體化”、“政策變動頻率一致化”、“政策手法趨同化”，必將強化對國際金融體系和市場的“統制”能力。

　　在此，不能忽視的是，眼下中國金融改革步入深水區，人民幣國際化業已啟程，西方央行政策機制新格局或將改變中國金融、外匯制度改革的外部環境，需要審慎應對，積極協調，適時調整戰略。□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