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的時候，嚴歌苓從柏林飛回北京，除了宣傳她的新作《床畔》外，其間又回了趟老家處理私事，行程之緊湊可以用馬不停蹄來形容。回到國內的日子是嚴歌苓最忙碌的；在國外的時候，她會將寫作和生活安排得非常有規律，且從不把寫作當成思如泉涌的靈感狀態，而是一項每日必做的日常工作。此外，寫作從來不會干擾她美滿的家庭生活。

　　在北京的時間有限，完整的當面專訪很難邀約，不得已只能用郵件方式進行。筆談往往便於深思熟慮，也避免了口語表達的絮叨。

　　未成形的稿件希望燒掉

　　記者：您在新作《床畔》的後記中説這本小説起筆于20年前，好像您的很多作品都是來自多年前的構想，是一定要把一個想法放一放才動筆嗎？在這段放置的時間裏想法會發生那些改變？

　　嚴歌苓：我在美國攻讀文學寫作時，得到最大的幫助是，一個人稱寫不下去的時候換一個人稱，通過改變人物視角從而走出一條路來。萬紅這個故事當初我爸爸也提過建議，後來被擱置了。其間，用上面的方法又嘗試修改了才成現在這樣。

　　記者：現在手裏還有多少這樣沒被寫成小説的想法和故事？

　　嚴歌苓：現在我家裏有很多未成形的稿子，作為外交官的夫人我很早就寫了一份遺囑，裏面就有一條，如果我意外死亡，請燒掉我所有未成形的稿件。

　　記者：您是中國當代作家中少有的高産者，幾乎一年一部新作，這是不是編劇的職業訓練和經歷帶來的影響？

　　嚴歌苓：我在海外的生活是非常單純的、簡單的，除了照顧孩子讀書之外，空余的時間非常多，所以寫作的時間也非常多。那如果拿我和D.H.勞倫斯比較，他只活到45歲，可是其一生創作58部作品。這樣比起來，我可不算高産。

　　文學和電影是互補的 缺誰都不行

　　記者：您在意受眾用影視改編來替代對您文字的閱讀嗎？

　　嚴歌苓：凡是署名的劇作我當然都是要仔細閱讀的，這是責任心的體現，也是愛護自己名譽的體現。我覺得文學作品當中，最好的那部分、最文學的那部分是不可能被搬上熒幕的。曹雪芹《紅樓夢》裏面的文字、裏面的那種情調，賈寶玉傻呵呵的樣子、渾然不覺的那種可愛，你怎麼可能搬？還有黛玉、寶釵的可愛，都是不可能的。

　　其實，它們是互補的關係，文字的啞然之處畫面誕生了，畫面消失之處文字出現了，缺了誰都不行。比如説有一個鏡頭，表現一個女人的性感。電影那種不可以用語言説出來的剎那之間的震撼和感動，是不可替代的。這兩種藝術形式，誰也不可以替代誰。

　　記者：您好像還挺喜歡表達滄桑感的，特別是把人物和故事置放在時代變動中？

　　嚴歌苓：是的，我很喜歡以寫個人歷史來寫我們民族的歷史。我曾經設想過寫12個不同的個人，用他們個人在幾十年裏的截然不同的經歷，來折射一部我們民族的史詩。當然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計劃，能不能實現還很難説。

　　1949年以後的故事反映得不夠

　　記者：定居國外，除了有些作品是寫一樣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外，更多的還是在寫中國歷史和當下。您覺得這種間離，讓您和其他國內作家相比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嚴歌苓：雖然定居國外，但我每年都要回來四五次。在寫作題材上，我是個不挑食的人，只要是好故事我都會寫。國內在1949年以後的一些故事，我覺得反映得不夠，所以在我出國以後常常會反芻這些故事。我覺得我們民族特別缺乏反思精神。當然在寫作當下題材的故事上，我肯定不如國內作家那麼自如。

　　記者：您怎麼評價許多成名作家如今寫作的過分現實化？比如余華前年出版的《第七天》就被許多評論指出，像是網路新聞的大集合。您覺得這是一種創作上的偷懶嗎？

　　嚴歌苓：我也常常感覺到現實中的故事更荒誕，具有戲劇性。對我們作家的挑戰反而是需要把現實生活中的戲劇性淡化。任何故事情節，戲劇的也好、通俗的也好，都能成為小説題材，看你怎麼樣用你的文字來寫了。越嚴肅的文字、越嚴肅的思考就越能使這個情節淡化。中國一直是一個最能出産故事的國家，基本是我們非常貧窮的時候，故事都是非常豐盛的。至於我在魯迅文學院的同學余華的新作，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挑戰了自己、挑戰了文學，他想突破一般的小説寫作，是很勇敢的一個行為。我看了這部小説，覺得它很前衛。

　　記者：聽過您的很多次演講、講座，好像您的口頭表達並不如文字表達優美精彩。您自己覺得呢？

　　嚴歌苓：你也許是對的。假如我的口才那麼好，那我就去做于丹吧。正因為我的文字比我的嘴更能體現我的思想，所以我只能待在家裏寫小説。

　　（文／徐鵬遠 據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