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支撐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源泉相應枯竭，特別表現在經濟增長動力不再能夠單純依靠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而必須消除各種制度障礙，轉向創新驅動和生産率驅動。同時也要看到，在一定時期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仍有通過改革挖掘傳統“人口紅利”的潛力。

　　（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經濟界爭論比較激烈的焦點問題。特別是這些年，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悄然發生一些變化，經濟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徵，這一問題更引發了國內外廣泛關注。我國人口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人口紅利”真消失了嗎？會不會對經濟發展産生重大影響？新常態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人口戰略？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人口與勞動經濟領域的權威專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

　　記者：近三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下降，且降幅有明顯擴大趨勢。國內外對這個變化都很關注。我國人口的真實情況如何？

　　蔡昉：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到達峰值，為9.4億。自那之後就出現了負增長，而且總體來説，這個年齡組人口減少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預測到2020年大體上降至9.1億。也就是説，這期間要凈減少3000萬。相應地，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從70.1%下降到66.0%。如果粗略地看，這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的趨勢，可以被解釋為勞動力供給的減少。

　　不過，更準確地説，“經濟活動人口”概念更能夠反映勞動力供給狀況。在勞動年齡人口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就業意願，比如有人仍然在學，有人離職照顧孩子，或者提前退休等。那些有就業意願的人（包括正在就業的和處於失業狀態的人口）佔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叫做勞動參與率。由於近年來勞動參與率略有提高，所以，經濟活動人口並沒有在2010年與勞動年齡人口一起到達峰值。根據預測，經濟活動人口目前增長速度放慢，大概在2017年達到峰值。所以更嚴謹地説，2017年之後勞動力供給就真正是負增長了。

　　記者：這個勞動力數量減少的總體趨勢，在勞動力市場上是怎樣具體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説，我們應該從哪些具體的就業人群來觀察這個變化？

　　蔡昉：首先是看新成長勞動力總量變化。在統計上，我們可以把各級各類教育階段的輟學人數、畢業後未升學人數相加，得到每年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崗位的人口。例如，從初中輟學的以及初中畢業沒有進入高中階段學習的人群，一般來説都成為新成長勞動力。這個新成長勞動力群體，已經在2013年到達峰值，此後以每年大約2%的速度負增長。

　　新成長勞動力負增長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數量的短缺，還減慢了總體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我國作為一個人口轉變和經濟社會發展進程都顯現超常規跨越的國家，人力資本存量的改善主要依靠新成長勞動力的不斷進入。在改革開放時期分別經歷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等學校擴大招生這樣的超常規教育發展的情況下，新成長勞動力以其更高的受教育年限顯著改善了勞動力整體的人力資本。然而，隨著新成長勞動力數量變成負增長，人力資本改善速度必然要放慢。如果教育沒有一個大的發展，每年新增人力資本總量（以新成長勞動力人數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將迅速減少，2018年以後也將進入負增長軌道。

　　其次是觀察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群體的變化。我們常常也把農民工稱為農業轉移人口，其實這個人群總體來説不是從農業生産轉机移到城鎮非農産業中的，而主要是農村完成義務教育之後陸續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因為目前真正務農的勞動力年齡比較大，轉移的意願和能力都不太強。例如，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在全部務農勞動力中，16-19歲所佔比重僅為3.1%，20-24歲也僅為8.9%。具有農業戶口的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大約為初中畢業到高中畢業後外出務工的年齡，因而可以被看做新成長農民工。這個群體已經于2013年達到峰值，2014年則開始絕對減少。與此相對應，外出農民工的年度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平均4%顯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二）

　　記者：人是生産要素中最活躍的要素。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會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産生什麼挑戰？

　　蔡昉：首先就是造成勞動力短缺，工資成本上升過快，削弱我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以及國際競爭力。例如，2003-2014年期間，農民工實際工資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0.7%。此外，從行業平均工資看，製造業、建築業，以及農業中雇用工人的實際工資，年平均提高速度都為兩位數。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數據，我國總體勞動生産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07-2012年期間為9.5%，2013年減速為7.3%，而2014年進一步下降到7%。這意味著工資上漲已經超過了勞動生産率提高速度，這就必然削弱我國製造業産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根據我們對佔我國出口産品主導地位的11種勞動密集型産品的計算，2003-2013年的十年中，比較優勢降低了22.7%。

　　其次，由於新成長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平均要大大高於勞動力存量，因此，這個人群的減少使得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減慢。未來，我國産業結構調整速度將加速，對勞動者素質要求十分迫切和強烈。人力資本不能相應提高，會影響産業結構升級優化的進程。

　　第三，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和佔比的提高，是儲蓄率和投資回報率持續保持高位的重要保障條件。根據我們估算，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0%以上。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當這個條件變得不那麼有利時，儲蓄率降低和投資回報率下降，則意味著這個增長源泉被削弱，必然會顯著地抑制經濟增長的後勁。

　　最後，在勞動力豐富特別是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勞動力從生産率低的農業轉向生産率高的非農産業，就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叫做全要素生産率，是指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産要素作用之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效率因素，包括技術進步、體制優化、管理水準提高所導致的效率改善。在我國的改革開放時期，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隨著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這種效率來源也就大大萎縮了。

　　記者：上述變化的結果，是不是必然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我國當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與這些變化的具體聯繫是怎樣的？

　　蔡昉：經濟增長是由生産要素投入和生産率提高造就的，因此，當人口年齡結構發生逆轉性的變化，前面列舉的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減速、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産率提高速度減慢，就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都對經濟減速的原因進行探討，也依據不同的方法預測未來的增長率，結論不盡相同、觀點莫衷一是。例如，林毅夫教授依據“趨同”假説，根據一些亞洲經濟體的經驗，認為我國今後仍然可以有8%的增長潛力。而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教授則依據“回歸到均值”經驗，預測我國經濟增長率將降到5%甚至更低。但是，這些預測沒有具體考慮和分析生産要素供給和生産率提高潛力。如果從上述因素出發，借助“潛在增長率”這個概念，有利於更客觀地作出增長率預測，同時有助於我們找出應對策略，以保持經濟增長的中高速。

　　潛在增長率是在特定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供給以及生産率提高速度約束下，所能實現的正常經濟增長速度。所謂“正常”，是指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和週期性失業。從上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因素變化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必然的現象，而伴隨潛在增長率下降出現的實際增長率從高速到中高速的轉變，不是暫時的週期性現象，而是新的發展階段的特徵。

　　我們具體測算結果是，正是由於上述增長源泉的減弱，我國GDP潛在增長率從2010年以前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間的7.6%，在沒有其他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將進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時期的6.2%。應該説，迄今為止實際增長率的下降趨勢，與我們預測的潛在增長率變化基本吻合。但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一些改革紅利將顯現出來，很有可能會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延緩增長速度下行的慣性。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佔比是判斷一國“人口紅利”的依據。我國的“人口紅利”真的消失了嗎？

　　蔡昉：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化指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準確地説，應該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變化趨勢才是“人口紅利”的判斷依據。有的研究者不贊成説“人口紅利”已經消失，論據是今後很長時間裏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還會保持足夠龐大，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會維持高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增長概念，雖然我們以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基準，但僅僅從人口特徵的角度進行靜態的觀察，是無法得出正確判斷的。

　　你想一想，當我們講經濟增長時，其實談的是一個增量，是存量不斷擴大的一個速率，因此，要把人口變化與經濟增長挂起鉤來，也必須看人口結構變化的方向和速度。換句話説，不是看有多大規模和多大比例的勞動年齡人口，而是看這個人群是擴大還是縮小，佔比是提高還是降低。當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發生了從擴大到減少，該人口占比從上升到降低的變化時，勞動力供給從擴大變成縮小，人力資本從迅速改善轉變為緩慢改善，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從高位走向低位，生産率提高速度明顯下降，以致顯著地壓低了潛在增長率，作出“人口紅利”難以為繼的判斷，不僅在理論上是自洽的，顯然也是符合實際的。

　　應該説，有人堅持説“人口紅利”尚未消失，受到一定的情緒因素影響，即不願意得出我國經濟從此告別高速增長時代的結論。其實這裡面存在一點對“人口紅利”的誤解。對於處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説，常常會享受到人口年齡保持年輕、撫養比下降帶來的有利於增長速度的“人口紅利”。但是，“人口紅利”卻不是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事實上，在接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人口紅利”終將喪失，經濟增長動力仍然有所依託，而能否轉向這個新的增長動力上來，就決定了一個國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

　　（三）

　　記者：結合改革和人口戰略，談一下對中長期應對策略，或者説用什麼來延長和最終替代“人口紅利”？

　　蔡昉：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支撐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源泉相應枯竭，特別表現在經濟增長動力不再能夠單純依靠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而必須消除各種制度障礙，轉向創新驅動和生産率驅動。另一方面，在一定時期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仍有通過改革挖掘傳統“人口紅利”的潛力。

　　首先，短期看，雖然勞動力總量不再能夠增長，但是，通過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從而顯著增加勞動力供給。例如，目前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中，大約8000多萬年齡在20-39歲之間，而只有7000余萬年齡在40-59歲之間，意味著隨著年齡的增大，很大一部分農民工就返鄉了。而之所以這部分人沒有達到退休年齡就返鄉，原因是他們沒有獲得城鎮戶籍身份，因而也不能均等地享受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實現了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城鎮勞動力供給則可以顯著增加。與此同時，延長勞動力轉移過程，還可以使經濟增長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實施生産率驅動戰略提供源頭之水。

　　其次，長期看，通過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國人口生育率，一方面可以推遲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十幾年之後適度增加勞動力供給和降低人口撫養比。例如，有的研究者估算，總和生育率（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每提高0.1，如從目前的1.4提高到1.5，當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後達到最高點時，老齡化率可以從43.3%降低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實卻把老齡化進程延緩了15年。而且，如果生育率可以進一步向替代水準（即子女數可以替代父母人數，可以在長期中保持人口不增不減，一般為2.1）靠近，這個效果則更為明顯。

　　此外，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終究要轉到靠科技創新、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産率驅動的軌道上。而這個轉軌也必須依靠改革的深化，包括創造一個更加良性的市場競爭環境，繼續擴大教育規模和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實質性地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們的估算表明，如果關鍵領域的改革得以有效推進，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改善人力資本、提高總和生育率、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可以顯著地提高潛在增長率，在2020年我國跨入12000美元每人平均GDP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前後，保持中高速增長。

　　記者：從擴大內需方面看有什麼新的機遇，如農民工市民化、養老産業、醫療産業等？

　　蔡昉：保持中高速增長既是以改善民生為目的，也需要更加可持續的需求拉動因素，而你提到的這些社會和産業領域的發展，恰好可以把兩者有機結合。首先，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為了使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更好和更均等地分享。農民工未來是我國勞動力供給的最重要來源，其受教育程度不僅關係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從而使就業的穩定和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産率同步，更重要的是關乎發展品質和産業結構邁入中高端。同時，隨著就業穩定和收入增長，一旦這個龐大的勞動者群體轉化為同樣龐大的消費者群體，我國經濟增長需求結構將更加平衡，需求拉動力則更加可持續。

　　其次，與人口年齡結構和預期壽命提高相關的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本身也帶來諸多産業發展和內需擴大的新機遇。例如，老齡産業、養老産業和醫療産業既是民生産業，又是工業化高潮之後服務經濟加快發展的新經濟增長點。目前和今後的老年人，大多是改革開放時期高速經濟增長的分享者，有一定的收入積累、社會保險覆蓋較充分、預期壽命長，因而具有較強的消費能力，他們不是社會的負擔，而是擴大消費內需，甚至維繫宏觀經濟均衡和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經濟日報記者 馬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