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期間種種起伏、不確定甚至反覆總會存在，沒有困難和“下行壓力”也就談不上向“新常態”過渡了。當前一些數據的發佈，完全沒到灰心喪氣的時候。反倒是兩會以來改革力度的不斷加大、相關措施的不斷出臺更值得分析和關注。

　　僅就金融及其相關政策而言，試舉幾例就足見改革正在提速。央行宣佈3月1日再次降息，並擴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劍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同時，也推進了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步伐。財政政策和社保政策開始發力，一方面小微企業和創業創新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擴容，另一方面失業保險費率由現行條例規定的3%統一降至2%，拉開了社保降費的大幕。在金融措施方面，既有突破性的制度建設，如醞釀22年的存款保險制度終於落地，我國成為全球第114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經濟體；也有涉及面很廣的微觀政策，如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由原先的不低於60%下調為不低於40%；A股“一人一戶”全面解禁，自然人投資者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開立至多20個證券賬戶等。此外，還有金融和財政政策的結合點，例如，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方案出臺，既開創了解決地方債務風險的嶄新思路，也意味著更加規範化的中國市政債券市場正式啟動。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反而倒逼改革力度加大，這成為偏弱的經濟數據之外最大的亮點，也為全年定下希望和振奮的基調。當然誰也沒有指望改革措施會在一夜間帶來巨大回報。在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下，金融更多地體現為市場體系的一部分，改革措施旨在引導，而非命令，市場自有其邏輯和判斷。就像二套房貸款政策的放鬆，並不意味著所有商業銀行會立即、一致地將首付要求降至四成。我們之所以能對改革措施保持信心，不僅是因為它們遵循著正確的改革方向，更是因為它們延續著定向調控的路徑，而且是內涵不斷豐富的定向調控。

　　以往，定向調控對象偏窄，多指農村金融、小微金融等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而且手段單一，以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為主。近來則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即調控對象與實體經濟的轉型和發展密切掛鉤，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網際網路＋”、綠色發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等均成為定向支援的目標領域。手段也更加豐富，包括實體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現了為定向調控“加力增效”的跡象。這些變化反映出定向調控的內涵大大豐富了，不再是狹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麼”，而更像是為了今後少做或不做什麼而採取的糾偏措施。

　　例如，近年來我國經濟存在一種“金融化”傾向，金融部門的利潤遠遠高於實體經濟，金融體系甚至被有些人視為是“掠奪式”或“攫取式”。在這一背景下，無論是貨幣政策的降息還是財政政策的降稅減費，均旨在減少實體經濟的成本和負擔，可以看做是一種力圖促成“攫取式”體系向“包容式”體系轉化的努力，以便為市場機制（包括金融體系）發揮作用奠定基礎。相比以往，這種定向調控不僅更有利於精準發力，也更可能取得成功。

　　定向調控的過程實質上是為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營造適度經濟金融環境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定向調控的內涵還需要在目前基礎上進一步深化。除了前面提到的調控對象和調控手段的變化之外，還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政府角色的重塑。即政府不僅僅要擔當所有者、監管者的身份，更要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者保護等方面發揮促進者的職能。二是金融功能的全面開發。不僅僅強調金融的資金融通功能，更需要重視金融的風險管理和社會管理職能。三是促進有效競爭。在推動金融體系多元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避免非銀行金融和準金融體系只是銀行體系的簡單模倣者或者依附於銀行體系發展，而應使其形成與銀行體系的有效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