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是推動中國發展最重要的引擎。按照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以頂層設計與人民群眾和地方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方式，切切實實地推進改革，才能真正獲得改革紅利。

　　未來要應對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必須要靠改革。事實上，我們現在的制度環境也確實還有很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空間。比如我們有2.7億的農民工，這是勞動力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因此這部分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他們通常40歲以後就陸陸續續返回農村，平時的經濟波動也可能迫使他們回鄉。如果戶籍改革能夠把這些人變成城市的永久居民，享受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那這部分勞動力供給就會更為穩定，也可以明顯地延長人口紅利。

　　除了穩定勞動力數量，另外一方面如果勞動者的品質能得到提高，也是一種新的人口紅利。長期看中國的勞動力數量本來就緊張，如果品質也沒有提高，不要説延續人口紅利，我們想轉向創新驅動和生産率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也都可能會做不到。所以，提高勞動力人口的素質必須從現在就抓起。

　　通常人們認為人口多是經濟發展的負擔，事實上這是不準確的。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有60%至70%的貢獻來自於資本積累，而資本之所以能夠得到充足的積累，是因為人口撫養比較低，創造財富的年輕人比較多，老齡人口比較少。再加上人口眾多，資本的回報率就高，所以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人口因素的貢獻，即所謂人口紅利。

　　當然就業人口多也會帶來現實挑戰。首先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個嚴峻問題。其實很多國家在某一個階段都有高校擴招的經歷，與此同時會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面對這種情況。一個選擇是知難而退，減緩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比如日本就採取了這樣的辦法，結果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整個高等教育的規模和水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開始拉大，這是日本陷入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勞動力市場永遠是缺乏高素質勞動者的。大學生就業難並不是高校擴張造成的，問題可能是我們的勞動力市場沒有把大學生很好地和僱主匹配起來，或者是很多智力密集型産業發展不充分，一些行業存在壟斷因而吸納就業不足等。克服這些困難，同樣必須要靠改革，主張縮小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是短視的觀念。職業教育要發展，但以犧牲通識性的高等教育為代價也是不對的。

　　中國的改革一直是漸進式的。未來新型城鎮化是以戶籍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城鎮化，我贊成仍然要繼續保持改革的漸進性。但漸進性不是説要拖延，我們必須要有時間表、路線圖和軍令狀。具體到戶籍制度改革，我們要區分不同類型的城市。現在講到在特大型城市推進戶籍改革，確實遇到人口密集、環境問題、交通堵塞問題，甚至可能有貧民窟等問題，少數幾個特大城市或許應該特殊施策。但是，要嚴格界定哪些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慎重，不能把這個範圍過分擴大。

　　推進新型城鎮化可能遇到的難題，不應該成為延緩進行改革的理由。漸進式改革絕不意味著拖延改革，更不意味著不改革。如果大城市的政府沒有改革的動力，擔心戶籍改革會引起更過度的人口流入，這時候我們就要通過研究、通過實驗，去看導致城市病的根源在哪？是因為我們大量的人口進入城市造成的，還是因為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夠、政府的服務水準不足而導致的？要對症下藥，而不要因噎廢食。所以可以在實踐中去摸索，看到事實以後才能下決心，但是總要有切切實實的推進改革的動作。只有依靠改革，才能盡可能長時間地延續中國的人口紅利。（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 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