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唐燁

　　在上海市科委支援下，上海社科院與中國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從2014年6月啟動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課題組聽取了院士、經濟專家、企業家、創業服務機構、政府官員等意見，在科學家中展開問卷調查與專訪，形成了系列調研報告。在這份調研報告中，由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石良平領銜的專題報告“關於重大瓶頸、體制機制創新和配套政策研究”，對上海建設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如何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提出了頗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上周發佈，引發各方關注，企業、高校、市場機構等創新主體紛紛期待《意見》進一步細化並儘快落地。

　　在上海市科委支援下，上海社科院與中國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從2014年6月啟動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課題組聽取了院士、經濟專家、企業家、創業服務機構、政府官員等意見，在科學家中展開問卷調查與專訪，形成了系列調研報告。在這份調研報告中，由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石良平領銜的專題報告“關於重大瓶頸、體制機制創新和配套政策研究”，對上海建設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如何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提出了頗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科技創新管理應分“兩條線”

　　解決體制機制問題，首先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哪要管，哪要放，都要明確。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石良平認為，上海的科技創新管理應該分為兩條線：一條必須要政府管，一條則要靠市場自身力量。

　　“涉及國家戰略的大項目攻關，如大飛機、航空航太等，國家實驗室與平臺的建設，一定要政府承擔起責任。集中精力辦大事，這也是上海的優勢。”比如，對重大專項項目，可以由政府進行資金投入，並遴選承擔單位。引導具有較強科研能力和配套支撐條件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産業技術創新聯盟等各類創新主體作為項目承擔主體參與重大選項。

　　“涉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府則一定要放。要充分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市場自發形成的一定是最有生命力的。全球公認的科技創新中心美國矽谷就是靠市場力量形成的。在那裏，一個人只要有夢想、有好的想法，自然就能找到合作者、找到金融支援。現在，格力、復星、萬達等一批有實力的民企在國內的創新創業市場上非常活躍，他們會培育或聘用專業團隊以專業眼光去識別市場上好的創新項目。一旦這部分市場被徹底放開，一定會激發出更多民營企業對創新的投資熱情。”石良平進一步建議，政府應該積極營造公開、公平和創新導向的城市創新創業環境，實施政府對科技創新活動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有計劃、有重點地增加有利於科技創新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為企業或個人提供創新發展的穩定規則和預期。

　　要素交易平臺破解科技轉化瓶頸

　　“上海每年會展示出那麼多發明創造，為什麼最終能走向産業化的卻不多？”在石良平看來，這是因為很多科技創新實現産業化的“臨門一腳”沒有做好。

　　“一個科技創新從實驗室走向市場，要經過三步：小試、中試、工程化試驗或者工業化試驗。前兩步我們都已經很好地解決了，可是到了第三步，由於缺乏可以進行工程化或工業化試驗的市場環境，太多的科技創新只能止步於此，最終沉睡在實驗室裏。”

　　為了更形象地説明這個問題，石良平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國現在的隧道建築能力是全球公認的，其中用的盾構也基本上是國産的，但盾構的核心發動機都是進口的，其實國産的盾構發動機技術並不差，大家卻都不用。為什麼呢？因為國産的盾構發動機沒有經過工程化試驗，而工程化試驗是需要把發動機裝入盾構中才能進行，生産發動機的廠商沒有盾構，而生産盾構的廠商不敢冒風險用國産發動機來試驗。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一直解決不了。其實是我們的創新體制機制出了問題。”

　　“這個問題要説解決也容易。在國外，通常依靠市場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國外會有專門從事工程化試驗或工業化試驗的仲介機構，通過市場化模式，與雙方企業進行風險分擔與利益分享。如在前面的例子中，仲介機構可與盾構生産廠商和發動機生産廠商簽訂合作試驗協定，三方出資，風險和利益共擔，通過這種方式，就能夠極大地推進我國的科技成果産業化。”

　　石良平建議，上海應儘快建立起類似的科技要素交易網路平臺，讓供需雙方進行自由匹配，引入從事工程化試驗或工業化試驗的仲介機構，最初可以採取政府擔保或財政補貼的方式，讓他們參與並活躍起來，最終實現“仲介搭臺、企業唱戲”。

　　第三方評估機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科技創新上的資金投入不少，但效率偏低。”石良平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對科研管理重立項輕服務。一般只重視立項和鑒定驗收兩個端點，缺乏系統性與後續跟蹤的連續性。

　　“在科技創新立項的過程中，普遍存在各種委託代理關係，出現複雜的利益博弈。例如，為了拿到政府資助，派生出與權力相關的大量公關公司，有些企業由於能夠拿到源源不斷的研發經費資助，導致其並不關心科研項目能否産業化，最終目的只是為拿到政府的研發經費，維持與政府的良好關係，這使得企業反而不重視科技創新的真正價值。甚至有些企業為了獲得經費資助，今年報一個項目，拿到錢，過幾年換一個公司又換一個項目。這種僅僅為了科研經費而創新出來的技術，不僅佔用大量的科技創新資源，更為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實驗室中，成為缺乏意義的‘僵屍’文本。”

　　他建議，上海儘快成立獨立於政府行政直接管理的科研成果與科研過程價值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實現科技創新的社會化市場化運作，形成具有客觀公正、市場化運作的科研成果評估中心或者機構群體，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科技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科技資源的有效利用，才能有效保護科技創新的成果。

　　為民企創新提供市場化設計的金融保障

　　民營中小科技企業是最基層、最活躍、最貼近市場的科技創新主體，沒有他們的主動參與、主動把創新成果進行産業化、主動承擔風險責任，上海的科技創新就很難有跨越式發展，很難成為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但在現有金融環境下，中小企業很難得到金融支援，而沒有金融支援的科技創新，很難有發展後勁。

　　對此，石良平建議，成立由政府、民間企業和金融機構聯合的科技創新服務平臺，註冊資本為20億元，金融機構劃出相當額度，用於科技創新平臺的金融支援，企業直接從平臺獲得資金進行平臺擔保。科技企業除了支付一定的利率，同時設計一個回轉機制，即平臺根據企業貸款額度，分享一定比例的股權利益，具體方案可以設計。部分利益可以用來彌補科技企業的貸款風險所形成的不良資産，另一部分用於維護平臺的良性發展。按照測算，20億元的金融保障，通過回轉機制，即平臺根據企業貸款額度，分享一定比例的股權利益，不但可以為上海中小科技創新提供大約200億元的貸款支援，還可以通過自身盈利實現持續發展。

　　集中力量培養幾個世界頂級的科學家

　　人才是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的關鍵與基礎。《意見》提出“對長期在滬工作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優先辦理兩年至五年有效期的外國專家證”、“對通過市場主體評價且符合一定條件的創業人才、創投人才、創業投資管理運營人才、企業科技和技能人才，創新創業仲介服務人才等縮短居住證轉辦戶口年限”等吸引人才的政策。石良平認為，這些政策都很有必要，但這只是上海吸引人才的第一步。

　　“上海要建設的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一定要吸引到全球最好的人才。而全球最好的人才靠什麼吸引？錢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頂尖人才更看中的是，上海能提供給他們什麼樣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他們是否找到思想的共鳴者、能自由地進行資訊的交流、能有認同的科技創新文化等等。德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非常強大，它們的科技創新平臺是由大企業搭建的。像德國西門子、巴斯夫等具有創新力的大企業是用平臺來吸引頂尖人才。”石良平建議，上海要著手建立科技發明交流中心、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創新整合中心等平臺，來吸引全球頂尖人才。

　　此外，上海要集中力量培養出幾個世界頂級的科學家。石良平表示，近年來日本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他們很多是企業培養的科學家，這説明諾貝爾獎的價值取向在發生改變，在應用中有重大發明也可以受到關注。建議上海培養衝擊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可以採用‘工程院模式’，對工程建設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突破給予大力支援，在年輕院士中培養出幾個頂級科學家。

　　草根中的創新力量也不容忽視，對這部分人才，要為他們搭建可以自由創新的平臺。石良平推崇蘋果應用的創新模式，“‘萬眾創新’ 最好的模式就是蘋果應用商店，在這個平臺上人人都可以上傳自己的創意，這樣的結果就是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創意産生。”

　　“人才政策歸根到底是要體現對人的價值的承認與尊重。我們的政策可以讓房産商獲得暴利，為什麼就不能讓科學家獲得暴利？如果一個科學家通過科研創新活動所獲得的收益可以與房産商平起平坐，那麼這個城市就一定會成為一個充滿無限創新能力的城市。所以一定要讓創新成果由科學家分享、由創新者分享。在科研經費使用、成果分成、稅收中都要體現相當的政策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