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句心裏話，非常慚愧，我沒給國家做多少事情，還勞大家這麼興師動眾。”他一貫平緩的語調突然加快了點，臉上迅速閃過幾分羞澀。在眾多媒體注視下，87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文興操著一口濃重的山東話，開始了他的開場白。

　　“我做過的研究，主要包括光化學煙霧、煤煙型污染、酸雨監測及環境量子化學，”説著，他低下頭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向記者強調，“這些課題，每一個動輒需要幾十人參與，有時甚至成百上千人。”

　　雖然王文興自我評價是“一名大學水準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王文興卻是一位“殿堂級”人物，幾乎無人不曉。

　　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對王文興充滿敬佩：他是我國大氣化學的奠基人。現在提起大氣環境容量，大家已不陌生，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是在他的帶領下開展了相關研究，污染物總量控制理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

　　不過，更讓柴發合打心眼裏佩服的是，這位國內環境科學界的“泰斗”早年從事催化研究，53歲才“轉戰”環境領域。

　　此前，王文興在催化研究的科研道路上“縱橫馳騁”，建樹頗豐——在國內率先開發了催化劑測定和催化反應研究新方法。1980年，由於工作需要，王文興被派去籌建國家環境科學研究院。雖然環境化學專業和自己專業接近，可此時的王文興已年過半百，不再年輕了。

　　一切從頭開始，談何容易？

　　深知時間緊迫，王文興一手抓環科院建設，一手搞科研。“當時，環科院還在北京北郊的一個農村，冬天臨時工棚裏冷風嗖嗖，晚上要戴著帽子裹著棉衣睡覺。雖然條件有點艱苦，但不到3年就與同行合作拿到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憶及當年，王文興有些欣慰地笑了。

　　這個獲獎項目就是後來為大家所熟知的蘭州光化學煙霧研究。通過歷時3年的現場觀測，王文興發現，蘭州地區光化學煙霧為石油化工型（來自石油化工廢氣的光化學反應），與美日等國城市光化學煙霧和霾形成機理不同（汽車尾氣排放造成的），並據此提出控制對策。很快，蘭州摘下光化學煙霧污染城市的帽子。

　　此後，憑藉個人超常付出，王文興及團隊在環境科學的大道上越走越順：

　　查清了晉中地區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和顆粒物等污染物）濃度的時空分佈、轉化和傳輸規律；

　　通過現場觀測和計算得到太原、瀋陽兩地區主要大氣污染物的環境容量，並制定大氣污染控制對策，由此建立了大氣環境容量的理論概念和技術方法；

　　首次計算了我國重要大氣污染物和酸雨前體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的全國歷年排放量和排放強度地理分佈；

　　首次觀測得到全國降水酸度和離子濃度地理分佈，發現我國酸雨面積已達300多萬平方公里，拿到我國環境科技領域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引起國內外普遍關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行來函進行交流；

　　率先將量子化學研究方法引入環境化學領域，並取得重要進展。

　　“我國是化石燃料消費大國，沒有發生倫敦煙霧那樣嚴重的大氣污染事件，區域性酸雨也沒像在歐洲、北美那樣導致大面積森林衰亡和湖泊魚蝦死亡，這與王院士的研究密不可分。”柴發合深有感觸地説。

　　王文興的貢獻，業內有目共睹。但對熟悉他的人而言，他身上那股對科研癡心不改的勁頭更富感染力。

　　1965年，當時的化工部準備提拔王文興擔任西北塗料工業研究所副所長。得知這個所的任務是研究塗料，跟自己的專業毫不搭邊，他先是拒絕了。“可再怎麼著，個人得服從國家呀。”到了塗料研究所，他一邊努力工作，一邊向化工部申請做原來的研究，“不管什麼地方都成，只要能做回‘老本行’。”再三請求下，化工部同意了。於是，王文興到了天津化工研究院，一待就是10年。

　　1976年，“幸運”再次降臨王文興身上。天津市成立環境保護辦公室，市委組織部讓王文興當副主任。想到又要拋棄業務了，王文興硬著頭皮拖了半年。這時，有人給他傳話，“説再不去就要處分我了，我想這回麻煩了，就去報到了。”説著他笑了。“我記得很清楚，報到時有人説‘給你連升兩級你不幹，給你處分你才來’。其實，我沒計劃長期幹，晚上都在學習業務，準備一有機會就做科研。”

　　不得不“當官”的那幾年，王文興撰寫了我國催化領域的第一部專著《工業催化》，並與幾個同行合作翻譯了一部日文專業書，但他總覺得“還不過癮”。

　　機緣巧合，王文興進了環科院。事實上，這一機會同樣來之不易。那時，天津市環保局想讓王文興任代理局長，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也極力挽留。無奈之下，王文興請求國家環境保護辦公室以借調的名義去籌建環科院，天津市這才同意。這一借就是三年，期間王文興的任命書早到了，但他不管不問。

　　“後悔當初的決定嗎？”記者問。

　　“沒啥，我就是喜歡搞研究。”王文興再次呵呵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