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在向學術界告別之後，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又在三聯書店以《我與青年》為題演講，意在向青年告別。

　　他建議年輕人：一要抓緊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為建立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要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本版摘編部分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于下一代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閉門讀了7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接觸的是“60後”“70後”的青年了。

　　在《我與北大》一文裏，我談到上世紀80年代和“60後”“70後”青年人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形成了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後很難重現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後一批學生，是1980年～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機會接觸“80後”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後。

　　《中國青年報》有一個“青年調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80後”青年有將近2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80後”的自我評價出現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路”“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但他們又批評“80後”“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等，卻引起了“80後”的不滿，因此發出了“請別誤讀這2億青年”的呼籲。

　　我的演講是響應“80後”、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説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曆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劉半農，曾寫過一篇文章批評上世紀30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我是“30後”，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後”“40後”直到“70後”，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80後”“不認真讀書”嗎？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但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我們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現在，“80後”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80後”的某些人又開始對“90後”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迴圈，是非常有意思的。

　　“40後”“50後”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説是他們中間的人；在“60後”“70後”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對“80後”“90後”來説，我已經是爺爺輩的人了，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大。

　　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無法和所有“80後”青年進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80後”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無法和他們對話，這也屬於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説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求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展。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30後”就與“80後”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麼呢？這也是我在和“80後”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內容。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麼問題？

　　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現在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80後”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盡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範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繫，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據《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