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財産性收入差距加速貧富分化

　　財産性收入加稅呼聲再起

　　本報記者 王曉慧 北京報道

　　家庭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提供的數據都顯示，貧富差距依然是中國發展面臨的難題。

　　5月13日，國家衛計委發佈了一份《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年)》。據衛計委家庭司司長王海東介紹，中國家庭收入差距明顯，收入最多的20%的家庭和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相差19倍左右，農村家庭間的收入不均程度大於城鎮家庭。

　　“我認為19倍的數據可信度不高，但10倍的差距確實是有的，這樣的差距儼然已經夠大。”5月14日，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稱。不過他表示，近幾年，我國家庭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未來幾年，這個收入差距仍會處在高位徘徊狀態，既不會出現明顯擴大也不會出現明顯縮小的趨勢。

　　本報記者採訪了解到，財産性收入差距近幾年越拉越大，是目前貧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基於此，加大財産性稅種的徵收呼聲再起。

　　收入差距懸殊

　　近幾年來，針對家庭收入的調查報告層出不窮，各種數據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

　　2010年，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調研報告給出的結論是，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每人平均收入相差65倍；2012年年底，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公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61，遠高於全球0.44的平均水準，屬於聯合國[微網志]定義的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2013年，北大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卻佔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

　　雖然計算的基數各有不同，但最終的收入差距數據都相當的懸殊。

　　“近幾年，我國家庭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主要由幾個因素導致：一是灰色收入沒有杜絕；二是財産性收入的增加，比如股市、地産等投資收入的增加；三是社保等方面的民生投入不足，城鄉之間的收入分化嚴重。”5月15日，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最高的5%的家庭收入與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的差距最多也就在3到5倍之間，何況衛計委這個數據的計算口徑是20%，説明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

　　從2012年起，我國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提高了各項社會保障水準，尤其在縮小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社會保障待遇差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發展依然嚴重滯後，甚至基本保障制度覆蓋面都非常窄。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曾經發佈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對此有明確測算：養老、退休金收入的差距佔城鄉家庭收入差距的25.3%，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保造成的收入差距由來已久，但財産性收入差距擴大是近幾年來最大和最突出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李實表示，以往人們大多把貧富差距等同於收入差距，但實際上，居民在財産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重要方面，財産收入直接影響收入差距，有的人財産性收入不斷增加，有的人增加的相對較少，加之近幾年新産業和新技術的發展，此類人群收入增長很快。

　　以房産為例，近幾年，房地産價格的快速上漲使得房産快速增值，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根據公開的分析數據，近幾年中國的財産差距擴大速度遠超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個人財富積累速度非常快，每人平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特別是房産價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5%；相反，農村的財富積累速度年均增長率只有11%，相當於全國水準的一半。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和中西部的投資，但在一段時期內，因發展的基點不同、條件不同，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會較大。

　　倒逼稅收制度改革

　　加大財産性稅種的徵收力度，一直被業內認為是調節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實現方式。

　　“大量的家庭收入調查以及收入差距的數據均有為後面的稅制改革做準備的因素，比如，中國的個稅非常高，以家庭為單位徵收個稅是改革的大方向。”竹立家強調，中國目前有兩大噩夢，一是權力腐敗，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後者比前者更兇猛，因為它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利益，相關的改革必須提速。

　　近年來，政府通過連續多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以及推進養老金制度的改革被視為廣義上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深化，但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差距的“牛鼻子”的實施過程中，依然顯得有些沉寂。

　　“收入分配改革的難度比較大，涉及面比較廣，同時，政府希望少説一點，多做一點。”不過，李實同樣表示，只要是改革就有難度，關鍵是高層要有決心推進，否則，越往後退難度會越大，如今，當務之急就是進行財産方面的稅制改革，從而減小家庭收入之間的差距；其中，財産稅、房産稅和遺産稅作為稅收將是改革的主要內容。

　　其實，通過稅收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很多國家採用的方式，比如美國，它的整個稅制都傾向於促進財富均衡分配，實行累進稅率縮小貧富分化。

　　美國財政部曾公佈這樣一組數據：佔美國總人口0.1%的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佔據居民總收入的9.1%，而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佔居民個人所得稅總額的17.4%；此外，佔美國總人口1%的富人年均收入超過32.8萬美元，他們的收入總額佔社會總體收入的19%，而他們繳納的稅費則佔稅費總額的36.9%；年收入在3萬美元以下的美國人超過美國總人口的50%，他們的收入總額佔居民總收入的13.4%，但他們繳納的稅費則只佔稅費總額的3.3%。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通過實行累進稅率，確保了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從而有效化解了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社會分化問題。

　　“面對如此突出的收入差距，目前的稅制改革應該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改革，從而取得稅負的大致平衡。”李實強調，稅收第一方要增加徵稅，比如增加財産稅、遺産稅等方面的稅種，同時，對個人所得稅進行一定輔助的調整；另一方要減稅，比如減小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方面的稅收力度，從而減輕企業的負擔，增加企業更多的活力。

　　記者採訪獲悉，稅制改革將邁出重要步伐，消費稅、增值稅、房産稅、環境保護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等重要稅制改革已被列入今年稅改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