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正如黃遵憲、戴季陶在中國的知音寥寥，勝海舟、竹內實式的人物在日本也屬於少數派，這是當下尚且不易逾越的冰冷現實。兩國之間彼此錯看的痼疾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想要治愈更非易事。所以，在兩國各自的對外關係中，儘管長年打著“睦鄰友好”的旗號，中日關係和日中關係卻向來都可謂最複雜、最棘手、最微妙。

　　1945年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各自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加上政治道路的歧異和國際形勢長期隔絕，給清楚地理解對方造成了新的困難。具體體現在兩國關係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蜜月”到九十年代至今的“低谷”的重大轉折，與之相伴的是兩國國民彼此觀感的負面比重逐漸上升。除掉因冷戰及冷戰結束導致的國際環境嬗變的外界背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方的政治家、民眾始終都沒有建立起關於對方的正確認知，而一旦交往驟然頻密，距離迅速拉近，種種不如所願的不滿、失望、誤解全都應運而生，最終由雲裏霧裏的“相親”一步步走向了眼睜睜地“相厭”。

　　在此應當提及的是自八十年代起，中國出現了又一次大規模留學、移民日本的浪潮，然而，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國留學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輩還有不同。大多數人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追求個人物質生活的改善，因而樂於成為滯留日本的外來勞動力，對增進兩國之間的交流貢獻不多。一些人更因其犯罪行為，成為令日本人對中國印象急速惡化的一大緣由。與此同時，戰後的日本人因美國文化征服和教育內容變革等種種原因，也使他們不再如前輩那樣熟知中國古典文化。儘管古典中國的影響對日本人理解現代中國時可能是一個負擔，但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知識減少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乃至連膚淺的了解也無從説起。在較為引人矚目的歷史教育領域，雙方自説自話，出現了膠著的互有攻防局面。必須闡明的是，歷史教育的誤導決不是日本或中國任一方單方面的問題。茨木智志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的相互認識》中，通過對兩國教科書涉及對方內容的分析，得出“日本是為了現在的日本教授中國史，中國是為了現在的中國講授日本史”。日方講得最多的是中國古代偉人，而中方則注重於日本近現代的侵略。無獨有偶，譚汝謙教授亦在《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中指出，日本對中國思想、文學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國對日本文學的研究則“厚今薄古”。這種錯位現象，與前述的兩國彼此誤讀可謂一脈相承，絕不僅局限于思想、文學和歷史教育的理論層面，而是滲透了兩國上至官方下至民眾的現實生活。

　　中日兩國皆是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大國，在地緣上的唇齒相鄰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間的正確認知是理所應當的大事。然而，這個千年痼疾的根治需要雙方彼此正視的尊重，協調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評的勇氣和求同存異的寬容，以上條件暫時都不完備，所以教人無法以樂觀待之。或許，不論未來究竟往何處去，都是中日兩國的宿命吧。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