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組織是中國近代最早建立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之一，同時也是社會影響力最大的社團之一。近代中國商會組織的出現，和清末民初一些力圖變法圖強的愛國紳商和知識分子，積極宣傳和倡導的“商戰”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最早向大眾介紹西方商會，並呼籲中國政府和商人設立商會的，就是我國近代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鄭觀應。

　　鄭觀應本名官應，1842年7月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雍陌鄉。其“世居澳門”，自幼受歐風熏陶，17歲赴上海學藝經商，在19世紀後期的洋務運動中脫穎而出，先後出任中國第一個國營電報局（津滬電報局）、第一個近代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近代機器織布廠（上海機器織佈局）、第一個近代鋼鐵廠（漢陽鐵廠）和華南第一條鐵路大動脈（粵漢鐵路）的負責人（總辦、會辦或幫辦），且多為開山掌門之職。其顯赫的商界履歷，讓他一言一行都可震動100多年前的晚清商界。

　　作為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商人，鄭觀應對商人群體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理性的思考。他清晰地認識到商業在國家中的作用，以及傳統體制對其發展的阻礙。作為新型的商人和思想家，他竭力呼籲國家對商務進行新的認識，並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造方案。他在《盛世危言》一書中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意指學習西方，僅僅熱衷於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像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他認為，“初則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厄。”他提出的以商戰救國的理論，曾喚起了中華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後繼為國家的富強奮鬥。

　　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鄭觀應同為廣東香山人，素仰鄭觀應的維新言行，常登門求教。1889年，孫中山在鄭觀應的影響下，撰寫了第一篇議論時政改革的文章《致鄭藻如書》。1891年，孫中山寫了“以農為經，以商為緯”的文章，經鄭觀應修改後以“農功”為題，輯入《盛世危言》。1894年，孫中山寫了《上李鴻章書》，其內容即為後來《建國方略》中《實業計劃》的雛形。

　　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也深受鄭觀應的改革變法思想的影響。1936年，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起他少年讀鄭觀應的書所受的影響時説：“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想要恢複學業的願望”。

　　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打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面，世界列強在不斷攫取中國資源的同時，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在步步敗北的中外商戰中，鄭觀應等愛國商人看到了商會的力量。他説：西方各國每個商業都市都設有商會；日本于明治維新後，各處設立商務局（即商會），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如有洋商買賣不公，即告知商務局，集眾聯盟，不與交易，因而商業大振。

　　鄭觀應和一些力圖變法圖強的愛國紳商意識到，外商所以能在商戰中取勝，主要得力於商會，有商會而使列強官商一氣，眾商一心；華商所以會在商戰中失敗，則由於官商隔閡，眾商渙散；華商欲戰勝外商，必須溝通官商，聯結眾商，其根本之法在於設立中國的商會。因此，鄭觀應在介紹西方商會的同時，提出設立中國商會的建議和設想。他認為：朝廷如果想要振興商務，就應該准許各省設立商務總局（即總商會），並讓各地商人自行擇地設立商務分局（即分商會）。他還詳細地設計了商務局的組織原則、職責功能和運作方式：無論總局、分局，都應由當地各行業推選一名代表為商董組成，再由全體商董從中選舉公正廉明、老成練達、素有聲望的商人為總董，由其主持日常局務，負責與官府協商，處理一切商賈要務及助資獎勵等辦法。全體商董或一月一會，或一月兩會。每逢開會之日，各業商人聚集會所，討論本業發展之方、市面行情、盛衰之因、消長之機、補救之處，擴充之為業等一切商業要務。

　　1905年7月，年過花甲的鄭觀應回到了廣東老家再就業，成為剛剛成立的廣州商務總會協理（第二號人物），實操他的商會建設理論。為此，鄭觀應為新生的廣州商務總會設計了一套規範化的綜合發展計劃。

　　鄭觀應上書商部及兩廣總督，直指中國當時最迫切需要的是“開商智”，商會的首要職能是辦教育。具體地説，就是開辦商業和技術學堂、工業工場，免費發行直至縣一級的商業報紙，成立展覽地方産品和進行工藝研究的中心，同時由省級總商會任命能幹和正直的商人、技工巡視各埠的商務分會，傳播現代商業和技術觀念。他還建議，商會應籌集資金，組織現代的農工商銀行，並促進工商業活動中現代法律權利和責任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提到法律權利，鄭觀應特別表示了他對商會獨立性的關注，認為政府不應該派官員來干涉和監督商會事務。

　　據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記載，廣州商務總會諸董事討論了鄭觀應的上述設想，同意陸續加以推行。在商會成立後大約一年左右，已經建起工場、商業學堂、商品陳列所各一座，還辦了一份報紙。

　　但鄭觀應更多的抱負未能得以實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商會領導層的決議，一旦有損行會商人的實際利益，往往無法落實。比如，一些官商通吃、權勢顯赫的商人，經常不必對其破産的債務負責，因為他們在商號、企業中的所有權從來不曾公諸於眾。鄭觀應從完善商業法制的角度出發，促請他們上報實情，在當時的觀念及環境下，何異於與虎謀皮？

　　此外，外界對新生的商會也有諸多批評。如1905年8月3日，有人在香港影響很大的《華字日報》公開刊文稱：“（該商會）設立年余，徒有其名，所舉總辦諸員，皆在籍紳士，紈绔子弟，不明商學，不諳商務，意氣乖離，官商隔閡，於是粵東商務，未見振興。”這對初創的廣州商務總會在社會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印象，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負面打擊，讓竭力推進商會建設的鄭觀應處境顯得有點尷尬。

　　1907年，廣州商務總會首任總理左宗藩病逝，鄭觀應也因升任粵漢鐵路公司總辦（1906年）後，工作出色，受到其他官僚妒忌排擠，被迫於同年7月卸任，他同時辭去了商會協理一職。一腔熱情改革家的鄭觀應短短兩年的商會生涯，至此戛然而止，但他對中國商會組織誕生的影響，卻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