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命題。如何激發民眾的創新、創業的熱情與活力？如何讓創新變得更"接地氣"，未來，中國經濟新增長點究竟在哪？要想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看來，"新常態下，必須要有新思維。"

　　做強製造業謀求新增長點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臨的任務、環境、條件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都發生了變化。如何適應和應對？在尋求對策之前，李義平説，首先還得先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和需要解決的關鍵或瓶頸問題。

　　李義平告訴中華工商時報記者，"一般説來，後發展國家的追趕型經濟發展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常會有較快的增長速度。進入第二階段，快速發展的條件不復存在，産業空間相對飽和，模倣式發展的效應迅速遞減，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勞動力成本提高，經濟規模增大，經濟增長速度勢必慢下來。但這不是退步，而是一種進步，是進入一個穩健的增長期。這個時期的關鍵任務是通過鼓勵創新探尋新的經濟增長點，追求速度、品質和效益的統一，重點在提高品質和效益。

　　第三階段，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水準，經濟發展速度放慢且基本穩定。

　　李義平告訴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對應的大體是第二階段，因此，我國現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創新探尋新的增長點，做強製造業，擁有自己的世界知名品牌。

　　"中國經濟大而不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創新，做強製造業，要有核心的品牌。美國發生危機後，美國政府意識到過度發展金融衍生的危害，高調的回歸製造業，當然，美國經濟不是簡單的製造業，而是現代最高端的製造業。"李義平表示。

　　新思維要求必須改變舊習慣

　　"新常態"當有新思維。但李義平坦言："雖然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新常態'，但還是有不少人的思維習慣和行事方式是原來的老一套，遇到問題時，還是下意識的回到原來的思路和原來的出發點。"

　　在李義平看來，這都是習慣的"惹的禍"。他説，美國學者查爾斯·都希格在其所著《習慣的力量》中指出："我們每天所做出的大部分選擇似乎都是精心考慮的結果，其實不然，這些都是習慣的結果。"

　　那麼，我們的習慣是什麼呢？習慣由經濟基礎、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引領經濟的發展方式所形成，習慣是"反覆如此"的結果。李義平認為："對於我們國家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而言，長期在計劃經濟下生活，長期的積極主動的干預經濟，他們的行為習慣會自然而然的、下意識的用行政手段繼續干預經濟。"

　　"但這種繼續干預經濟的結果，是在違背經濟規律。"李義平表示，規律是強大的、不可逆轉的、值得敬畏的，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如果"有辦法"的前提是壓制經濟規律的作用，想著辦法把經濟速度再搞上去，那麼，有這樣的辦法倒還不如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會順其自然，遵循規律通常在順其自然之中。

　　李義平説，"儘管經濟發展有其必然性，儘管經濟下滑是現階段的常態和正常現象，儘管當前這個階段任務是做強和抓品質，但仍然還是要'刺激'的聲音，這當中，有地方政府的習慣，也有中央政府的習慣性力量。"

　　"新常態下要有新思維，但新思維要求我們必須要改變舊的習慣，要讓中國經濟真正轉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讓市場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當前，應當沉住氣，世界經濟都這樣，過去了就好了。"李義平説。

　　激發創新活力需制度先行

　　新常態下，模倣式發展的邊際效用遞減，"創新"成了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的論述，經濟步入新常態從九個方面發生變化。每一種變化都在告訴我們，還繼續原來的發展模式是不行的，新常態下的主要任務就是創新，通過創新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李義平這樣告訴記者。

　　問題是，儘管我們一直在吶喊創新，但效果卻並不盡如人意。對此，李義平表示，新常態下，政府工作的重點應是為企業、民眾提供公平而充分的競爭環境和空間，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而不是直接選擇産業和項目。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市場機制，把廣大人民群眾創業、創新的激情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蘊藏在人民中間的創新、創業的活力。

　　活力如何造就？在李義平看來，這源於一個國家的一個正規制度安排和非正規制度安排。比如非正規制度安排，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要把更多的人引導到從事實體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應該"容忍冒險"，容忍"個人主義"，甚至要包容人們最開始的"異想天開"。而這個社會的正規制度，則是，人們可以自由流動，智慧財産權能夠得到有效保護，可以享有平等的競爭等等。

　　草根階層的活力與創新，是廣泛存在的。，改革開放最初的成果就是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活力，成就了那個時代的經濟發展，它靠的是用制度來吸引人。李義平説，"創新不是號召出來的，而是一些列制度安排的結果。創新如何進行，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否則，創新很可能就只是停留在號召的層面。"

　　"一帶一路"戰略推進還有困難

　　談到"一帶一路"話題時，李義平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非常有必要性。

　　所謂"一帶一路"，即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結合歷史淵源，與相關國家和經濟體進行更為密切的貿易、金融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往來。

　　在李義平看來，首先，"一帶一路"是化解産能過剩的一種有效途徑。當代資本主義過去紛紛走向世界，都是先商品輸出，然後才是資本輸出。"當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國就是承接了別的國家的産業轉移，承接的就是別人過剩的産能。時至當前，在我們傳統産業産能過剩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是化解産能過剩的一種出路，化解産能過剩可以讓企業繼續運轉起來。"

　　其次，資本過剩有了可利用空間。中國原來是資本短缺的國家，經歷多年的貿易順差使得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但因投資有限，利用效率較低，基本配置了發達國家的國債資産。但如果美國如果持續量化寬鬆政策，中國人擔心大量的外匯儲備會縮水，"一帶一路"成為這些外匯儲備一條出口，可以拿一些外匯儲備來作為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的資本金。

　　再次，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經營豐富，技術過關，比如道路、交通、高鐵等。這些技術恰恰是周邊很多國家和地區需要的。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我們的這些相關品牌會走向全世界。

　　最後，"一帶一路"戰略也是地緣政治的需要。"一帶一路"周邊大部分國家是相對落後的國家，中國要把這些國家團結起來，幫助他們實現發展，同時也有利於我們自己的發展。如果説，第一次開放是加入世貿組織，那麼地刺更為主動的開放就是"一帶一路"這一偉大戰略構想。

　　"一帶一路"不僅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地緣政治的問題。但李義平告訴坦言，"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還有困難。這些困難包括，周邊國家多數是較為落後的國家，其在政治的穩定性和透明性上有欠缺，這些都是風險。過去，一些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走出去"的時候，都碰到過這樣的問題。

　　另外，儘管在經濟發展上周邊國家需要中國，但是他們也擔心自己國家的安全問題。因此，那些國家也會在方方面面對中國存有戒心。

　　"有困難，但我們也要有信心，總而言之，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就像當年我們吸引外資一樣，可以化解很多矛盾，但是怎樣把握好這個機遇，還需要我們的政治智慧提出構想，剩下的是各部門怎麼操作的問題。"李義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