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意味著過去相當長時間內的年均超過10%的高速增長將進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這一增速應該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相對理想的增速，一方面因為按照規劃，我國在2020年左右將實現經濟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並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這一目標需要在“十三五”期間保持這一增速；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正處於轉型期，只有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才能讓相關利益群體在轉型帶來的利益調整中保持相對的平衡，從而實現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協調。

　　為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産業結構是必然之舉，也是經濟發展由粗放型、外延式增長向集約型、內涵式增長的必由之路。但新市場的開闢、新要素的獲取以及市場效率的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推動則更加直接。近年來，“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等區域性概念與規劃的提出，加上配套政策的逐步出臺、體制性障礙的制度性削減、“亞投行”等開發性金融支援的逐步到位，這些區域有望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帶，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的動力之源。

　　具體來説，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這些新的經濟區域首先是一個新的市場範疇。就地理概念而言，這些區域原本存在，但新的區域經濟帶概念的提出，將其在規劃上催生為一個具有某一特定特徵或者同一主導産業領域的統一市場。為此達成統一市場的目標，必然在市場體系、交易便利性等方面從硬體和軟體上都將進行較大的提升，由此引發貿易與投資的大幅增長，這些新的需求使得潛在資源和閒置資源轉化為生産要素進入市場發揮效能，進而推動消費市場的進一步擴大，這樣一個新的市場增量就開闢出來了。市場的擴大自然帶來要素配置範圍的擴大和配置效率的提升，自然就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發展經濟學上的增長極理論對此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而隨著市場範圍的擴大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圍繞著某一領域或者某一産業，在市場的牽動下形成了更具有發展優勢的城市帶和經濟帶，如北美的五大湖經濟帶、矽谷高科技産業區、日本的瀨戶內海經濟帶、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帶等。而目前我國這些區域性概念與規劃的提出也必將形成新的區域性市場需求，發掘出潛在的生産要素，進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帶。

　　第二，新經濟區域的發展將會推動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與生産效率的提高。經濟帶的形成是市場推動和市場選擇的結果，政府及政府間的合作與協調只是其中的推動因素之一。市場力量推動的産業聚集必然是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和市場交易成本節省的結果，而産業聚集引發的行業內交流的便利與頻繁又推動了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的快速推廣應用，反過來又提升了區域內生産效率的提升，進而提升了區域經濟競爭力，進一步吸引了相關要素與資源的聚集並推動區域經濟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這便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質內容。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提升，必然推動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産效率的提高，成為全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這是發展經濟學上的所説的增長極理論的另一個維度。

　　總的來説，“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等規劃，試圖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國際化紅利逐步消退、改革紅利衰減帶來的傳統增長方式乏力的新常態下，以升級版的改革開放來擴大市場、提升效率，釋放新一輪的制度紅利，推動新常態下有品質的中高速增長。坊間對此的解讀未必準確，卻也非常直觀地反映了相關規劃的訴求：把更多優質的生産能力，通過“一帶一路”釋放到國外去；把如饑似渴的消費能力，通過“自貿區”回吸到國內來；把無處可用的外匯儲備，通過“亞投行”投資到同盟國去。

　　如此一來，生産、消費與投資皆可獲得新的增長空間，經濟增長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至少為保證未來的中高速經濟增長創造了可提升空間。為此，打破行政藩籬，破除要素流動的制度障礙，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加強政府間協調，以政府之手對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進行産業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的系統性支援，是促進以上所規劃的經濟帶儘快形成並提升産業聚集度，形成區域經濟競爭力，打造經濟增長極的應有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