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無疑已經成為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特徵、前瞻未來發展走向的頭號熱詞。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也就意味著，一旦進入常態，就不是短時期的問題。那麼，我國經濟為什麼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有什麼特點？新常態下，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應如何理解，如何適應？

　　帶著這些問題，中華工商時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

　　不能再跟在別人後面發展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消費需求的模倣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

　　對此，李義平告訴記者："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消費，而是吃飽飯和穿好衣服的問題，這是被動的，但消費應該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追求。"過去，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就是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的發展，我們的生産方式就是模倣式的、亦步亦趨的、排浪式的。人家造電視機、電冰箱、空調、手機、汽車，我們也跟在後面照著做。我們的消費就是這樣一浪一浪的模倣式的去發展、去消費。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別人有什麼，我們也有什麼，所不同的是産品品質和水準的問題。"李義平説。

　　從當前來看，傳統産業已經相對飽和，但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的商業模式和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新業態涌現的時候，我們再也不要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了。馬克思論述過超額社會回報的形成，説某一企業由於率先創新而獲得超額回報。國家也是這樣，哪個國家的技術創新走在前面，哪個國家就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

　　李義平説，經濟發展有兩種效應，一種是水準效應，平面的複製原來的産業結構，從東部複製到中部，從中部再複製到西部，從城市複製到鄉村。另外一種是結構效應，把別人沒有的産品率先生産出來，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傳統産業裏相當厲害，還有美國，在痛定思痛後美國進行了産業結構調整，最後調整出一個新經濟，這一點美國一直走在前面。

　　"誰走在前面這個很重要。新業態的出現，的確帶來了很多新的機遇，但是，再也不能跟在人家後面了。"

　　"我們應當緊緊抓住這些新的商業模式，力爭走在世界的前列，一個新的技術可以使企業甚至國家的梯隊在世界的位置上重新洗牌。"

　　必須培育新的比較優勢

　　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從當前出口需求來看，全球總需求不振，低成本出口競爭優勢在削弱，培養競爭新優勢，高水準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過去，我們主要依靠成本低在國際市場上打開市場，比如勞動力便宜，資源和環境便宜，但是這種靠便宜的方式走不到底。"李義平説，因為，世界上永遠比我國勞動力和資源便宜的國家和地區多的是。"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必須要從過去的比較優勢中走出來，培育出新的比較優勢。"

　　李義平給記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他説，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比較優勢原理作了生動形象的説明：在狩獵社會，一個人一開始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發現自己更擅長造弓箭，於是就專門造弓箭換獵物；另一個人一開始也是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發現自己更擅長打獵，於是就專門打獵，然後用獵物交換弓箭。如此一來，兩個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李義平表示，隨著勞動力紅利的逐漸消失，我們要培育新的諸如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這樣的比較優勢。"日本的成功就在於其在勞動力還很便宜的時候，走出了一條差異化的道路。"

　　"如果不培育新的比較優勢，還陶醉於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陶醉於勞動力便宜，就會陷於一定比較優勢的陷阱，並且陷進去拔不出來。"李義平説。

　　在李義平看來，一個國家的真正發達，不是依靠自然資源，靠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産業一定是粗燥的。

　　"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色列只是一個有700萬人口的國家，但其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17000多美元，而有石油等資源的科威特、伊朗、伊拉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僅為7000多美元，以色列靠的就是科學技術的比較優勢，它的鋼筋技術和軍事産業都很發達。"李義平説到。

　　要相信市場的力量

　　"從生産能力以及産業組織方式來看，過去供給不足，現在産能過剩，因此，調整經濟結構、兼併重組是必然趨勢。"採訪中，李義平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

　　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經歷了短缺經濟和計劃經濟，短缺到吃不飽飯，中國養不起中國人民。但今天，我們已經開始步入過剩，相比短缺，這是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但如何解決過剩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命題，在這樣的問題下，首先就要調整結構、兼併重組。

　　"國際上一些經歷過危機的國家給了我們啟示，調整結構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市場自我調節的機制，靠的是兼併重組，靠得是危機的杠桿。"李義平説。危機是市場力量的自我修正，強制性的淘汰落後，再一次佔據市場時必須是先進。

　　在李義平看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沒有調節過來，就是因為市場經濟機制不健全。"他認為，市場經濟最容易追尋經濟規律，而計劃經濟基本上是違背經濟規律的，不違背經濟規律，經濟發展反而會很快，違背經濟發展規律一定會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而這種懲罰的後果必然是由廣大人民群眾來承受。

　　而市場經濟，每個人都是分散的個體，沒有人能夠左右市場大勢，必須按照市場價格指引的方向，市場價格反應市場資源稀缺的程度，指引資源的合理流向，順應了市場就是遵循了經濟規律。"但計劃經濟行政力量強大到無所不能的程度，就已經是違背經濟規律的開始。"

　　"調整經濟危機和産能過剩要靠市場經濟。經濟不管怎麼調整，都需要依靠市場經濟體制。"李義平説。

　　應把消費潛能挖掘出來

　　談到新常態中市場競爭的特徵，李義平説，過去，市場上價格大戰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豬肉價格大戰和棉花價格大戰，都是拼得是誰家的便宜。但今後靠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已經走不下去，將會逐步轉為靠品質、靠效益和差異化。

　　"因為便宜也有限度，很多事情是不可逆轉的。一旦過分便宜，就保持不了應有的品質。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賣點，就是靠便宜。"李義平告訴記者，許多發達國家靠的是差異化，他們的企業把抽象需求變成形象需求，把別人沒有的東西生産出來，然後告訴別人，這是好東西，是人們需要的。"人們不可能遏制他們的消費慾望，聰明的企業家就在於，是否能夠把這種消費慾望給刺激起來，挑動起來，把消費潛能給挖掘出來。"

　　"現在中國消費真成問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到中國來消費和旅遊的越來越少，但中國人到外國去消費和旅遊的越來越多。"李義平告訴記者，很多在國外買的東西都是在中國內地生産的，比如在日本買的馬桶是杭州生産的。

　　在李義平看來，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國怎樣把一件産品變成一件有意義的消費品，實際上，産品和消費品還有距離，比如馬桶在國內就不是賣點，反而到了國外成了賣點，這一點值得全中國人思考。

　　一味地打價格戰，也就意味著價格會便宜，價格便宜勢必成本就會便宜，成本便宜自然不能足夠地保證産品品質，這實際上也是資源浪費。

　　李義平認為，片面的追求速度會引起一系列的失衡，從市場角度來看，過去靠擴張和價格競爭，而今後，經濟發展主要靠品質。當前，新常態下主要任務是轉向經濟增長的品質，追求速度、品質和效益的統一。

　　一定要慎言刺激

　　"客觀地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追求GDP的增長速度既有必要，也有條件，因為落後而産業空間很大，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存在著充裕的勞動力，公眾對改革開放充滿期待。但目前，當産業空間因發展而相對飽和、資源環境壓力很大、勞動力紅利逐漸消失、人民群眾對發展的要求更高，因此，過去依賴拼資源、拼環境、賣地皮等發展模式已經不能持久。"談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滑的問題時，李義平這樣告訴記者。

　　李義平認為，實際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成本都沒有計算進去，一些潛在的成本，比如中國的癌症患者在不斷增加，這與環境污染不無關係。

　　GDP實際上掩蓋了許多無奈的東西，農民的貨幣收入雖然增加了，但農民的地被圈了以後，一切生活所需都要用錢買，生活水準可能反倒降低了。"李義平説，農民自給自足的部分被忽略了，自己在家做飯付出的勞動不計入GDP，在飯館吃飯卻計入GDP，再比如北京的霧霾，口罩和景氣凈化器賣得非常好，這些都是無奈的經濟。

　　可見，GDP不完全等同於人民的福祉。李義平認為，單純追求GDP的數量是非常不合理的，我們需要健康的、綠色的、高品質的GDP。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由此確定的發展觀要求我們必須重新設定發展的衡量指標。

　　李義平認為，從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而言，新的衡量發展的指標和大體內容應當包括：商品和服務的品質；生態文明，即人們享有的環境品質、清新的空氣、衛生的飲用水、優質的食品，以及動植物的多樣性；教育、文化活動的水準，以及公平的享有權，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獲得工作的難易程度，以及平等進入某些工作崗位的權利；人們用於休閒的時間；養老、醫療和未來的安全性；當然還應包括人們的信仰、精神狀態以及家庭和社區的和諧。

　　"信仰是一個社會精神支柱，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一個社會機遇凝聚的巨大力量。"現在衡量的標準變了，當前，資源環境的壓力太大了，很多群體性事件，都是因為環境污染問題引起的。因此，我們的發展應當是全面的、協調的。"

　　李義平説，現在國際上通行的方法是統計國民生産總值(GNP)，也就是，你這個國家的人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創造的一切商品和勞務價格的總和。"舉個例子，GDP相當於浙江經濟和江蘇經濟，而GNP其實就是浙江人經濟和江蘇人經濟。"

　　"而GDP，比如四川的農民工到深圳去打工，GDP留在了深圳，把錢帶回到四川去花；新加坡人在蘇州建設工業園，GDP留在蘇州，但是錢帶回到了新加坡，這些沒有實際意義。"李義平説。

　　此外，李義平還強調，當前中國經濟處於調整結構、建機制的關鍵時刻，一定要慎言刺激。

　　不刺激的原因在於，首先，刺激的邊際效益急劇遞減，支援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所需的刺激性貨幣越來越多。"現在要想保住7%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不是四萬億元能夠解決的問題了，至少要八萬億元。"李義平説。

　　其次，刺激是逆經濟發展方向而動，不利於結構調整，只會造成更嚴重的産能過剩，緊接著是再一輪的減速和失業。此外，刺激性政策情急之下上的項目相當部分是不能使當下有收益的，有的即使從長遠看也未必會有高收益。需知，如果寬闊的高速公路僅有少量汽車行駛，同樣是産能過剩；把一百年之後的事情放到現在來辦，同樣是資源浪費。刺激是需要成本的，其資金來源無非是稅收和多發貨幣。多收稅會影響企業的創新和生産投資，會影響老百姓的消費。而多發貨幣則會稀釋老百姓手裏的財富。

　　"更重要的是，過度刺激其實就等於政府在配置資源。"李義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