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君特·格拉斯去世。他活著的時候，一直是德國良心的化身，但自從《剝洋蔥》曝光自己曾經的黨衛軍身份後，他的余生便充斥著不盡的麻煩。格拉斯不僅代表好的德國人，也代表“壞的”德國人，他的經驗都是那個時代德國少年的共同經驗。

　　在《剝洋蔥》之後再讀處女作《鐵皮鼓》，不妨視其為一場自我探索——格拉斯想借小奧斯卡的曲折遭遇表達一個意思：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會如何展開。正如格拉斯17歲時如何能想到，自己這股昂揚高亢的熱情，會在將來引發無窮的追悔和困惑？而一個強盛的德國卻被推入戰爭的深淵，格拉斯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曝光自己是黨衛軍中的一員

　　君特·格拉斯活著的時候，一直是德國良心的化身。人們幾乎為他建了“生祠”，例如在德國小城呂貝克，就建了3座博物館，分別獻給德國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曼，威利·勃蘭特，君特·格拉斯，院子裏和地板上陳列著作家的畫作和雕塑。

　　不過，君特·格拉斯的情況和另兩位有點不同：托馬斯·曼是納粹上臺以後流亡國外的最有名的德國文化人，勃蘭特的下跪足以讓世人把他視為德國告別過去的代表，而格拉斯，名下有堪稱世紀經典的小説，卻在功成名就之後，承認自己曾是納粹黨衛軍的一員。

　　然而，當2006年《剝洋蔥》出版，本來一直對他有好感的以色列人也譁然了。格拉斯被迫在每一個公開場合談論自己身為黨衛軍一員的事情。他得到的反饋大部分都是負面的，有很多令人心寒的辱罵，支援他的人也有，例如南非名作家、同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納丁·戈迪默。格拉斯不是志願加入的，而是被徵召的。但他確實曾愛戴過希特勒，還曾在元首50歲生日時，為其寫過一首讚詩。他從1944年11月開始服役，將近半年後受傷被美軍俘虜。這段經歷，他要不説，幾乎沒有人會知道，公眾只知道他參過軍。《剝洋蔥》出版後，很多憤怒的批評者批評他把這個秘密保守了這麼久，另一些人則説他不應該公開。兩類人雖然方向不同，關懷卻是一樣的：他們都關心自己身為“好德國人”的個人形象。

　　絕不是只為昭露自己的污點

　　格拉斯小説寫得好，也非常有公知風範。他曾公開揭露，在聯邦政府裏有哪些人是納粹餘孽；到了“兩德”統一這一“大勢所趨”的時刻，他又從文化的角度上提出異議。1999年，一部《蟹行》再次點燃爭論，格拉斯借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要德國人反思自己：我們的教育“一面倒”地強調德國人的戰爭罪責，引起了多麼嚴重的青少年逆反，你們想過嗎？他忠實于自己，把思想的每一次興奮都落實為紮實的行動。在《剝洋蔥》裏，他繼續實踐這份忠實，把隱瞞那麼多年的秘密披露出來。孰料，為他惹來了不盡的麻煩。

　　這都是事實：在上前線之前，格拉斯的確情緒激昂，準備去接受一場成人禮。《貓與鼠》是他的另類自傳小説，書中男孩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格拉斯一直在向自己提問：為什麼，我在學校裏全盤接受了老師灌輸給我的東西，而沒有提出質疑？戰爭爆發後，格拉斯有個同班同學，其家裏能聽到英國電臺，他每天都跟同學們通報戰況。有一天，他不見了，大家卻都毫無反應。格拉斯説，這些都是促使他寫《剝洋蔥》的動力——絕不是只為了昭露自己臉上的污點。

　　他確實有代表性：不僅代表好的德國人，也代表“壞的”德國人。他的經驗都是那個時代德國少年的共同經驗。德國，曾是一個如此強盛、如此開化的地方。然而，這麼一個德國卻被推入了戰爭的深淵——可以説，格拉斯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鐵皮鼓》其實是一場自我探索

　　在《剝洋蔥》之後，再讀《鐵皮鼓》這部驚世駭俗的長篇小説處女作，我們就不宜將它看做一種解答，相反，應視其為一場自我探索。奧斯卡·馬策拉特這個一直長不高的畸形孩子，早熟而狡猾，聰明又卑鄙，毫無道德感，常常被人視為希特勒的漫像，但他也曾經破壞過納粹集會。後來，奧斯卡在精神病院裏寫回憶錄。顯然，此時的他又成了瘋狂的外部世界的對立面，一個清醒的人。

　　格拉斯後來在受訪時説過，他想借奧斯卡的曲折遭遇表達一個意思：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會如何展開。正如他自己，17歲時如何能想到，自己的熱情會在將來引發無窮的追悔和困惑呢？如何能想到，長大以後的自己會與少年時代為敵呢？而在發表《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的時候，又怎會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願意輕鬆坦然地説出自己的黑歷史呢？大眾都是出身論的信奉者，不相信、也沒耐心去理解一個人的救贖。更何況有很多人，還總習慣借別人的污名來平衡自己有愧的良心。

　　功利地説，他的洋蔥是剝得失算了。但一個坦白的人是在乎“算”的嗎？他本來就不需要去估量大眾的理智程度。格拉斯的戰爭經歷，可以説毫無意義：無目的，無方向，無結果，就像他的前輩、德國名作家雷馬克寫一戰的小説《西線無戰事》一樣，其殘酷與荒誕如出一轍。

　　2006年以後，格拉斯深切體會到了當年雷馬克的不滿：“我寫了許多別的內容，咱不提黨衛軍那檔子事，好嗎？” （據鳳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