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艷潔 博鰲報道

　　最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資本輸出越來越搶眼。

　　剛剛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會發佈的《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5年度報告》稱，2013年，亞洲對外直接投資額增長了7.9%，同期世界平均水準為4.8%。中國是這一領域中的“超級明星”。

　　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增速達到15%。這一增長趨勢也延續到2014年，全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030億美元，增速為14.1%。

　　正在籌建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在完成向創立成員國的招募後，進入最為關鍵的制度建設時間。高級職員的聘任、投票權和股權分配以及投資規則的確定都“潛伏”著各國間的爭奪戰。

　　如何安全、順暢地投資？這正是現在中美、中歐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之間談判雙邊、多邊投資協定的目的。

　　隨著各種雙邊、多邊投資制度建設如火如荼地開展，WTO這個過去為全球貿易建立的框架似乎影響逐漸弱化。

　　投資協定的“碎片化”時代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現階段國際投資貿易體系有3268個雙邊地區和多邊的協定構成，其中2013年和2014年又新簽訂了雙邊和多邊的國際協定分別是48個和27個。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選擇。”中投公司董事長丁學東表示，在WTO多哈談判比較遲緩的情況下，這些雙邊、多邊區域性協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WTO框架下暫時不能解決的分歧，使多、雙邊的投資活動能夠正常進行。而同時，這些反過來又倒逼WTO談判進一步向前推進。

　　多哈談判2001年啟動，由於成員國分歧嚴重，在涉及談判的多個領域中進程遲緩。而同期，包括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雙邊自貿區在內的區域性、多邊貿易和投資協定卻成長迅速。

　　那麼，世界是否還需要一個統一的投資準則？

　　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印尼前原貿工部部長馮慧蘭表達了她對於“碎片化”投資協定時代的擔憂。

　　“這麼多的協議，相互之間是否能有協調？有一些對一個國家很優惠，有一些不優惠。如何形成共通的原則和一致的標準是個問題。”她説。

　　在區域性協定談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規則差異大已是現實。

　　“比如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RCEP）談判，參加的國家很多，既有發達國家，也有新興市場國家， 日本每人平均GDP是緬甸的40倍，差異這麼大的兩個國家勢必造成了規則差異巨大，適合了這個國家，不一定適合那個國家。”丁學東也表示。

　　讓他擔心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雙邊協定中，常常可能會把一些政治問題寫進相關的協議當中，“這當然與我們所希望達成的全球統一的貿易體系更加背道而馳了。”

　　投資版WTO？有必要，難實現

　　為了規範各國貿易關係而設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過去的20年中極大地推動了全球貿易的增長。在世界經濟新一輪的投資週期中，一個WTO版的投資協定是否可行呢？

　　“貿易和投資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沒有辦法把二者給割裂開來。如果我們看一下貿易的諸多細節，比如説像中國的對外出口，其中有一半都是通過多邊的投資，通過在中國的投資來實現的。”利豐有限公司榮譽主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認為，WTO框架下的全球投資協議是必要和可能的。

　　事實上，WTO在過去幾年中對投資問題曾達成了很多重要協定，比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以及補貼和反補貼協議等。

　　“最重要的是WTO成立以後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服務貿易，可以説是目前全球投資開放最重要的領域，投資保護、投資市場開放、投資爭端解決等重大問題，大部分發生在服務貿易領域，特別是金融和物流領域。”原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目前WTO框架下達成全球性的投資協定是最可取的，而且也是有基礎的。

　　“但這只是理想，現在大家更多選擇了雙邊的FTA（自由貿易協定）、多邊的FTA，忘記了在WTO框架下來推動全球貿易協定的達成。”原對外經貿部的副部長龍永圖對此表示遺憾。

　　“如果能夠在WTO框架之下談判出全球性的投資協定，那對所有的企業家和國家來説都是最好地選擇。企業家們希望看到一個在全球都適用的投資規則、投資標準，而不是一種碎片化的規範體系。”龍永圖表示。

　　在WTO框架下談判投資協定的話題，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初曾經多次提出過，但是各國難以取得一致意見，現在仍是多哈回合談判中的一個議題。

　　“現在的情況已經和當時有了很大不同。投資型國家和被投資型國家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我們可以在這種多邊的協議基礎上再做出更多努力。”馮國經表示。

　　中國角色不容忽視

　　WTO在某種程度上的“被邊緣化”反映著世界經濟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的變化。

　　現行WTO的規則基本上是1995年成立時建立起來的。20年過去了，隨著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了變化。

　　“當時確實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制訂的，這個投資框架已經不太適應當今的世界經濟發展情況。”丁學東表示，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在遵守現有規則的基礎上，越來越主動地參與世界規則的制訂。

　　2008年10月，包括中投公司在內的26家主權財富基金(SWF)簽署了“聖地亞哥原則”。該原則要求新SWF在實現預期的長期資産配置和制定相應的業績評估標準之後，披露一些相關資訊。

　　今年亞投行的成立吸引了超過50個國家，正在將這場變化推向了一個小高潮。吸引這些參與者的不僅僅是龐大的基建投資前景，同樣也是一次參與新規則制定的機會。

　　目前可以明確的是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佔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餘的25%到30%股權。但隨著成員國數量增加，每一個國家的佔股比例都會下降，即使是發起國中國也不例外。這意味著，在艱難的WTO 多國談判進程、強勢國家主導的區域性談判之外，亞投行將探索多邊合作制度的“第三條路線”。

　　而此前，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上已經表示：“西方一些機構的規則制定不是最佳的，需要進一步改革。”

　　變革，讓英國這樣的“舊秩序”代表之一也要積極擁抱新變化。

　　“亞洲非常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很希望分享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也希望能在亞投行成立之初，就參與制定其運作規則。”新上任的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並不掩飾英國加入亞投行的“動機”。

　　“應該在雙邊的機制裏面找到一些共通的主線，然後按照這個主線去推進作為一個正確方向。”澳大利亞財長Mathias cormann表示。

　　“全球的雙邊、多邊跨國投資每年都在增長，説明各國都有這個需求，各國政府和企業都是希望這種投資。據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統計測算，全球從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期間，每年在基礎設施、農業、教育等方面需要的投資是5萬億到7萬億美元。”丁學東表示，這一切説明對更一致的投資貿易協定的需求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