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有必要提及研究中國文學而聞名的日本學者竹內實。竹內實發現，在日本作家以中國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領域內，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作者越是想掌握中國社會的記憶體機制，越是收集細節的事實，其作品卻越是概念化，人物也越發生動不起來。這使人懷疑，他們是否確實了解中國民眾的生活。”這種被細節扭曲，自以為了然洞悉實則謬誤千里的心態，在國家政策層面引起的錯誤後果要嚴重得多。

　　日本人的細節迷思，加重了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巨大本質變化的盲目。而拙于應變的毛病，本來便是日本人對華錯誤認識的又一個致命痼疾。

　　竹內實認識到了此節。他提到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很喜歡《大鐵椎傳》，訪華時曾去遼寧的湯崗子溫泉，時值夜晚，夏目不禁念起“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的一段話；而另一位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參加了侵華戰爭，他寫道：“在中部支那剛剛打完仗的地方，我望著成千上萬的難民，禁不住自問：自己了解那些人嗎？而那時我為自己感到驚訝，因為我只能想到例如在學生時代學到的《詩經·桑柔》裏那樣的句子。”從這些例子，竹內實認為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國的經典“已經如何紮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瞭日本人在古典的、理論的中國和當前的、現實的中國之間是如何的難於把握。

　　以“萬世一係”自傲的日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根本無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要知道那是一場空前深刻、廣泛、劇烈的變革。日本人面對這一進程正在進行時的中國，不斷地陷入以舊眼光、老看法來生搬硬套新事物的困窘。

　　在對華認知的僵化偏執方面，駐華日軍（以陸軍為主）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研究的對象。他們人數不少，分處中國要地，尤其是對日本國內的政策、輿論有強大的影響力。然而，他們幾乎無人認識到中國正在經歷的變革與其意義。前面述及的神尾大佐，與日後主管中國留學生在日軍事教育的福島大佐，在任達的著作中都被稱為“支那通”，這個稱號也屬於此後的土肥原等日本軍人，可他們“通”在何處？他們有的曾在中國長期居留，結識諸多中國軍政要人，但這究竟是否就算得上了解中國了呢？不妨舉一個例子。臼井勝美教授在《日中外交史/北伐時代》中寫道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恒少將“是日本陸軍中馳名的中國通”。這位“中國通”在1927年初寫了一篇表達他對中日關係基本看法的文件，説道：“處身變幻出沒、離合聚散，不可捉摸的中國政局，不羅列虛構的議論和無從實行的美麗辭句，而應以建國以來日本帝國的神道亦即以八弘一宇、恢宏天業為宗旨……為確立如何使中國均沾王化的具體方案，必要時當干涉其內政，並以強大的武力為背景，舉凡妨害天業者應為剷除，斷然向王道邁進。”

　　1927年是中日關係朝向惡化發展的轉折時期，像齊藤恒這樣的“中國通”軍人，是最重要的幕後推手。從他的以上言論，不難看出他的“以不變應萬變”是何等荒誕。他看到了中國的變化，但固執堅信一切在皇軍武力威壓下不值一哂，實為對此變化本質的無知。齊藤恒之流絕非個案。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寫道：“支那是一個社會，不是一個國家，或者説是一個土匪的國家更恰當。”另一位對日本戰略決策有過重大影響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之我見》中則稱：“支那人果然能建設近代國家麼？對此頗有懷疑。我深信，在我國維持治安之下，謀求漢民族之自然發展，方可為彼等帶來幸福。”（參見讀賣新聞社《檢證戰爭責任》）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