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中國電力工業現狀與展望》提出，近年來，我國燃煤電廠污染物減排能力明顯提升，排放總量大幅下降，但隨著減排邊際成本增大，煤電提效空間越來越小。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我國將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推動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有關專家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燃煤電廠減排的邊際成本越來越大。因此，在繼續推進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的過程中，應注重調動企業進行超低排放改造的積極性。

　　煤電減排邊際成本增大

　　近年來，國家持續推進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不僅出臺了脫硫、脫硝、除塵等電價補貼，排放標準也漸趨嚴厲。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黨組成員、秘書長王志軒説：“目前我國煤電廠執行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已是‘史上最嚴’、‘世界最嚴’。”

　　在減排壓力下，燃煤電廠也在不斷加大環保資金投入。根據中電聯初步測算，僅2014年脫硫、脫硝、除塵建設和改造費用超過500億元，每年用於煤電環保設施運作的費用超過800億元。

　　有了政策護航和資金保障，我國燃煤電廠污染物減排能力進一步增強，減排成效逐漸顯現。經初步統計，2014年，我國燃煤電廠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預計分別降至98萬噸、620萬噸、620萬噸左右，分別比2013年下降約31.0%、20.5%、25.7%。與2006年排放最高時相比，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污染物排放之和減少了約50%。

　　儘管減排成績斐然，但燃煤電廠的污染物減排卻面臨著邊際成本不斷增大的困局。中電聯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僅2014年，對燃煤電廠污染物排放要求就有3次變化，致使大量燃煤電廠環保設施重復改造。

　　中國工商銀行投行研究中心煤炭行業首席分析師趙東晨告訴《經濟日報》記者，為了使燃煤機組的排放標準在2011年版大氣污染物排放特別限值的基礎上，達到燃氣機組的排放水準，現有的火電廠一般需要在原有的脫硫、脫硝和除塵設備之外加裝新的設備和進行提效改造。這筆新增投資的折舊加上增加的運作成本，將使度電環保成本在原來的特別排放限值基礎上再增加0.015元到0.03元左右。而按照目前全國燃煤發電的度電凈利潤0.04元左右的平均利潤計算，環保電價只能勉強覆蓋2011年版標準的環保成本。

　　“這兩年煤電的盈利狀況還不錯，如果煤炭市場行情發生重大逆轉，或者上網電價再下調，機組利用小時數一兩年內難見明顯起色的話，度電的盈利空間還有下降的可能性，超低排放改造的困難就更突出了。”趙東晨説。

　　煤電低排改造正“挑戰極限”

　　受國家宏觀經濟及産業結構調整影響，當前我國煤電發展速度已經明顯低於“十一五”及“十二五”初期，經過“十一五”以來大規模實施節能技術改造，現役煤電機組的經濟節能降耗潛力很小，繼續提高效率空間有限。

　　“煤炭作為基礎能源主體和電源主體的地位在未來二三十年內不會改變，因此從煤電領域入手去挖掘污染排放控制這樣的思路是符合中國的國情的。”趙東晨分析説，考慮到我國最新版的火電控排標準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已經是比較嚴格的了，因此，超低排放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挑戰極限”。

　　“如果我們繼續把火電領域作為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先鋒，必然面臨單位投入的邊際收益遞減問題。”趙東晨説。

　　事實上，伴隨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比重的快速提高，煤電調峰作用將顯著增強，機組參與調峰越多，煤耗越高。通過增加新機組方法優化煤電機組結構降低供電煤耗的空間越來越小。火電利用小時、負荷率將持續走低，也嚴重影響機組運作經濟性，尤其是大容量、高效率機組的低煤耗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

　　同時，受到技術發展制約，對於主要靠增加設備數量等來提高脫除效率，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時，增加了能耗。如某60萬千瓦機組脫硫改造時增加了一個吸收塔，造成脫硫系統阻力增加1000帕，電耗增加3800千瓦，增加廠用電率0.5至0.6個百分點。根據企業實際反映，環保改造影響供電煤耗1.2克/千瓦時以上。

　　不過，也有一部分電力企業“主動”提出了比特別排放限值更嚴要求的“近零排放”。對此，“過度追求零排放，可能會間接增大環境污染。”王志軒回應説，其實，只要所有電力企業做到了穩定達標排放，全國電力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項污染物年排放量之和僅約800萬噸。

　　王志軒指出，當前，大量未經治理或者污染控制水準很低的污染源（如工業鍋爐、民用煤散燒）才是影響空氣品質的“真兇”，持續要求燃煤電廠在高水準污染控制條件下進一步持續減少排放量，對霧霾的減少和環境品質的改善幾乎沒有作用。相反，由於低硫、低灰、高熱值燃煤是實現“近零排放”的基本前提，對煤質的苛刻要求勢必造成電廠擠佔優質煤資源，造成低質煤流向其他用戶，可能還會間接增大環境污染。

　　超低排放改造需穩步推進

　　受資源稟賦條件限制，我國電源結構以煤電為主的格局長期不會改變。根據規劃，到2020年，我國煤電裝機將達到11億千瓦；2030年達到13.5億千瓦，新增裝機主要在煤電基地。

　　這意味著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仍將把“優先發展煤電”作為電力工業發展的重要戰略。在煤電新增裝機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成為重要課題。

　　而問題是，當前不少燃煤電廠出於成本考慮，對超低排放改造的積極性不高，加大環保投入的動力不足。

　　“由於現在超低排放改造並沒有通用的技術路線，很大程度是對現有環保設備的升級和系統優化，需要因地制宜，每個項目的改造都不盡相同，這很難給企業提供明確的成本費用參考，也使得火電企業在進行改造時有所顧慮。”趙東晨説，有些電廠對於政府在超低排放方面的監管力度存在觀望情緒，也影響了改造的積極性。

　　趙東晨建議，進一步推進煤電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大補貼力度，在現有的脫硫、脫硝、除塵電價基礎上進一步對超低排放機組進行額外的補貼；借鑒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經驗，培育排污權交易市場，用市場的途徑對超低排放改造機組進行獎勵。

　　“在此基礎上，還應該鼓勵金融機構加強信貸融資支援。”趙東晨表示，中國銀監會已經先後出臺了《綠色信貸指引》和《能效信貸指引》，在這個框架下應該鼓勵金融創新，解決超低排放改造的資金來源問題。

　　此外，趙東晨還建議，應該加強對排放控制的實時監控，保證控排執行力度強的企業不吃虧，杜絕在控排上偷工減料以獲得不正當的成本優勢的行為，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