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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放權遭遇地方層層推責 企業辦證誰也不願簽字

  • 發佈時間:2015-03-30 07:53:20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企業辦證誰也不願簽字竟推給區長

  地方層層推責 放權遭遇“躲貓貓”

  手續齊全給廠房辦産權證,沒想到各個部門誰也不願簽字,最後竟然把事推到區長頭上,一位企業負責人感嘆道:“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不僅如此,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各級政府都要建立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有力推進機制,給企業鬆綁,為創業提供便利,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給簡政放權改革進一步指明瞭方向,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中央一系列簡政放權的重要舉措成效顯著,但在權力層層下放過程中,一些地區基層幹部因怕擔責而“慢作為”“不作為”,同時因行政事權下放後人事制度改革缺位,造成“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唸經”的怪象。

  對此,基層官員和專家學者建議,需對各地行政權力進行統一清理,並通過頂層再設計尤其是及時啟動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讓簡政放權順利通過“最後一公里”。

  “層層推權”竟把事推到區長頭上

  基層官員死摳文件字眼不作為

  由於怕擔責,不少從上頭“接權”的部門辦事人員常以業務不熟悉為由,對接手的審批事項拖著不辦,或是跟上級反覆請示,有的還必須要單位一把手簽字才能過關。部門之間層層“推權”使得放權被堵在“最後一公里”上,一些企業主苦不堪言。

  “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他有一處4000多平方米的廠房要辦産權證,各種手續齊全,但到最後辦證時誰也不願簽字,各個部門推來推去甚至推到區長頭上。

  “過去辦事得送禮,現在禮確實不收了,但事也經常拖著不辦了。”記者在瀋陽與幾位民營企業家聊天時,大家談到基層部門不作為的現象時幾乎異口同聲。

  對於企業所説的“層層推權”現象,一些職能部門的官員也坦率承認。山西省某市發改委投資科的一位負責人説:“現在都不敢動筆,都怕犯錯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個縣的農發行營業大廳人滿為患,想拆後建個大一點的,但誰也不敢批,為這個事,農發行層層找到省發改委,省發改委又説應該屬地批,最後縣發改委頂著壓力批了。”

  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東部沿海某省一家大型乳品生産企業負責人説:“感覺一些職能部門無形中有個‘文件保護傘’,只要上邊有一個籠統的文件,就會把文件當成不作為的藉口。我們跟他們商量,他們就讓找上邊制訂政策的人去。問題反映到最後居然需要當地政府的主要領導來協調,浪費大量時間。”

  “規章文件有時成為基層政府不作為的理由,許多官員變成文字工作者,死摳字眼。”上海國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袁新飛説:“現在改革的氛圍和環境都在改變,感覺紅包很多,但紅利還沒見到多少。”

  瀋陽臥龍谷旅遊集團董事長劉炳旭説:“中央和省裏的政策都不錯,但落實起來很難。改革的弓已經拉滿,但箭到底能射多遠?”

  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

  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唸經

  由於權力層層下放,基層政府增加了許多管理事項,人變得越來越忙;但由於不熟悉新的管理業務,處理事情則有些摸不著頭緒。而原有的放權部門在放權之後,相比之下越來越閒。

  據記者了解,一位投資人去年想在瀋陽申請辦一個幼兒園,結果材料報上去遲遲沒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區領導後發現,以往這種審批事項歸市民政部門負責,現在下放到區裏。由於區裏從未辦過此類審批,所以工作人員現查文件現研究,誰也不敢動筆。

  “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唸經。”遼寧省政協委員王慶林説,中央簡政放權受到基層擁護,但由於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同步,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針眼沒大,線還粗了,放權容易接權難。

  對於“接權難”的問題,深圳南嶺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頗有感觸。他説,現在大量的事權和與之伴隨的責任下放,讓基層幹部感覺“力不從心”。“以前市裏區裏審批時如果群眾有意見,基層還可以從中調解,發揮緩衝帶作用。現在直接把最基層幹部推到第一線,人沒增加,面對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晉中市委書記張璞説:“長期的計劃經濟和審批經濟,使得體制內養了很多庸人、閒人、懶人,不讓他們審批,他們幹什麼去?權力下放了,中間的人卻越養越多。如果説事權取消或下放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則是簡政放權成敗的‘定音錘’。”

  2014年4月,晉中市開始對市本級的各項行政權力進行集中清理。結果發現,晉中這個300多萬人的地級市,僅市本級的行政權力就達7000多項。“這個數字真把人嚇了一跳!經過認真研究分析,許多行政權力是沒有法律依據、過時或出於部門利益考慮設立的,經過甄別後有三分之二的權力被‘挂起’,如果要用,必須向市政府請示,一年內不用自行取消。”晉中市市長胡玉亭説,解決好減人的問題,才能解決好減權的問題。在重新梳理權力清單的同時,晉中對原來分配給權力部門的公益崗位大幅削減,分配到公共服務部門。

  簡政放權需“自削刀把”

  部門利益纏繞成“盤絲洞”

  簡政放權改革需要“自削刀把”,而部門利益的慣性思維,使得許多官員在改革過程中成了“圍觀者”,勇於改革的部門有時則成了“出頭鳥”。許多基層幹部群眾反映,簡政放權等中央改革舉措落地不暢,很大程度上受阻于部門利益的“籬笆墻”。

  張璞説,晉中市正在壽陽縣試點,把統戰、僑聯、工商聯等部門整合在一起辦公,通過橫向整合推動改革,但感覺壓力很大。“許多部門都是條條下來的,我把人家整合了,人家肯定不高興。之所以在縣裏先試點,是因為縣裏人比較少還好辦,但如果在市裏搞這個,估計得得罪許多人,到最後怕頂不住。”

  中部省份一位廳級官員説,改革中乾部需要有全局觀念,但各部門只想自己的事。財政部門“管錢不想事”,發改部門“批事不管錢”,銀監只想銀行,保監只想保險,證監只想證券,這使得許多改革舉措陷入部門利益層層纏繞的“盤絲洞”,落實改革舉措難以突破“最後一公里”。

  遼寧省工商局一位負責人説,遼寧在全國率先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企業登記數量“井噴”。不過,由於放權之後各行政部門後續監管缺乏合力,一些流動性強、隱蔽性大的公司,利用各種方式規避信用監管,開展非法經營。問題出現後,許多部門不是積極搜尋解決問題,而是把責任推給工商部門。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萬強認為,在包括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簡政放權改革過程中,工商、質監、稅務、公安等部門應強化協調監管,建立部門聯動機制,讓無良、失信企業處處碰壁,倒逼企業守法經營。只有理順部門之間的關係,改革才能釋放最大的活力。

  讓亂作為和不作為者下

  讓能做事和勇於改革者上

  “在選人用人上,我們堅持幹事上去,不幹事下去,幹壞事進去,對改革陽奉陰違的,要給予處罰。”安徽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説,在幹部選拔任用上,不能“幹事的不如混事的”,在改革中要重新研究幹部評價體系。

  記者發現,由於各級部門執行程度不一,一些政策落實效應呈現逐級遞減,改革紅利釋放緩慢,基層群眾和企業感受並不明顯。過去是“誰做事誰改革誰受益”,現在是“誰做事誰改革誰承擔風險”。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改革落實中的不作為、慢作為等現象,有時候是出於“想幹事、怕擔責”的考量,而正是“求穩怕亂”讓基層畏首畏尾、無法“甩開膀子”搞改革和做實事。他們對此也很無奈,期待形成一種鼓勵改革做事的氛圍,為改革者和執行者保駕護航,讓基層幹部放手搞改革,專注抓落實。

  針對一些幹部“思想上有顧慮,改革動力不足,執行中打折扣”等現象,不少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為,除利用監督機制讓“亂作為”和“不作為”者受到懲處外,還需制定幹部激勵機制,形成“讓改革者上”的氛圍,激發基層改革活力,力促各項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山西省晉中市市長胡玉亭説,落實改革就要真幹事,“鼓勵幹事的幹部,使用幹成事的幹部”,不能讓改革者吃虧。

  “應該明確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讓改革者上。對改革有突出表現的,要予以重任,而不改革者就要換人。”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説,官員考核制度直接影響改革推進與落實,現有的考核應該主動適應改革的變化。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舒紹福表示,解決改革動力和執行力問題,一定要有良好的激勵機制。對改革者而言,動力絕不僅僅意味著收入。而敢於改革的人,現實中可能缺少晉陞通道。因此要建立推進改革的激勵機制,真正實現“改革出官”,而不是“關係出官”、“金錢出官”。

  受訪專家表示,要讓幹部以改革創新為榮,政績考評以改革落實為據,就要加快建立對改革幹部的激勵機制,同時配套容錯機制、責任追究機制和社會參與評價等科學考評體系,使全社會形成一種鼓勵、容忍、倒逼改革的良好氛圍。記者 馮雷 陳忠華 何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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