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是我國外資獨資醫院開辦最早的地區，作為長期從事衛生管理工作的廣東衛計委原副主任、正廳級巡視員廖新波，對先行先試的外資辦醫情況有著深入研究和感受，他對外資獨資醫院的生存和發展的思考對有關部門很有參考價值。

　　“僅僅敞開大門還不夠必須有配套措施”

　　廖新波介紹説，2003年以來，國家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陸續簽訂了關於開展更緊密經貿合作(CEPA)的協議及系列補充協議，將廣東作為先行先試區，給予多項外資辦醫優惠政策，並將審批權下放至廣東省衛生行政部門。不僅如此，廣東對外資外醫的環境較寬鬆，很早就有文件支援：不論醫療機構大小，不論投資金額多少，廣東都歡迎，並給予稅收、土地等多項優惠。但是，十多年過去了，外資醫院在廣東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依然沒有形成氣候。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在廣東省已領取《設置醫療機構批准書》的中外合資、外資獨資醫療機構(包括醫院、門診部、診所、醫學檢驗所等)共30家，其中19家已領取《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並正式開業，而這19家醫療機構中只有一家是獨資(港資)。

　　廖新波説，2014年7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商務部聯合下發《通知》，表明中國對外資獨資辦醫敞開大門。但實際上，外資獨資辦醫所涉及的遠遠不止發佈《通知》的這兩個部門，它還會涉及金融、土地、保險等部門，仍需要多部門進一步理順關係與責任，完善配套政策。

　　比如，外資進入中國建立大型醫院，必然要購置大型醫療設備，但根據現行政策，只有在取得《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後才能購置大型醫用設備。可是，購置設備需層層報批，審批的時間並不短。此外，《通知》在醫保、人事制度等方面還缺乏細則。目前，醫師自由執業和多點執業尚未全面鋪開，這將導致産生缺乏醫生等一系列影響外資獨資醫療機構生存、發展問題。

　　廖新波説，雖然中國對外資辦醫敞開大門，考慮到廣東試點經驗和相關政策不完善等因素，如果不解決配套措施，“我認為外資醫院不一定願意來”。

　　 “適應中國文化接受辦醫先進理念”

　　廖新波説，除了政策層面因素，影響外資辦醫的因素還包括價值觀等差異。部分外資醫院試圖引入香港以及國外的管理理念，引入尊重生命的醫院管理價值觀，促進中國醫生價值的提升，實現醫護人員的勞動價值回歸，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這種嘗試事實上並沒有成功。

　　國人缺少購買服務的概念。從醫護人員的勞動價值來説，中國的觀念與國外差距較大，國人基本不承認服務是要購買的。比如，人們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就醫，認可每次門診100多元的打包收費，卻不認可這個費用大部分是醫生的酬勞。在國人眼裏，看病就醫的人力成本基本沒有，醫生服務、護士服務、藥事服務，甚至醫院的優質服務等幾乎不花錢，藥品費用和檢查費用幾乎是看病費用全部。國人到外資醫院看病，如果醫生沒開藥或只開一點藥，而收費遠高於公立醫院的時候，他們心理上會接受不了的。由於觀念不同，造成到外資醫院就醫的人數減少，這對於一個自負盈虧的營利性機構而言是致命傷。

　　經濟運作模式不一致。以美國醫院為例，看病就醫按3部分計價，分別是醫院服務、醫生服務和檢查檢驗，並且這3部分服務收費各自分開，醫生的收入與醫院的服務、藥品的收入和檢查的收入無關。而中國公立醫院是通過薄利多銷(醫生提供廉價服務)、過度檢查和過度用藥來創造效益，同時也和醫生收入相關。如果外資醫院引進美國管理模式，醫生提供優質服務，一個專科門診平均費用150美元，那麼醫生一天看20個病人已經很累了，不可能像公立醫院的醫生那樣看那麼多病人。這時，不必要的檢查和不必要的藥品會減少，病人不合理的醫療費用支出也會降低，但醫院就很難維持。

　　就診習慣不同。中國的患者不習慣提前預約。從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推行的預約服務可以看出對醫院的影響：中國大醫院看一個門診病人約2.6分鐘，而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看一個門診病人至少15分鐘，而且開藥很少、檢查很少。雖然看病的人對醫院服務讚不絕口，但是對預約服務卻有很大意見，急診等候時間長一點就鬧，甚至對醫護人員大打出手，或者以後就不選擇該院就診了。

　　廖新波説，人們總在講外資辦醫的障礙是土地、稅收等問題，我認為這些不是主要的，關鍵是觀念。外資來中國辦醫當然需要適應中國的文化，與此同時，國人也需要接受外資辦醫的先進理念，但目前不管是醫療行政管理頂層還是普通市民都沒有轉變到位。

　　 “公立、民營、外資醫院要找準各自發展方向和定位”

　　廖新波説，目前廣東省民營醫療機構的服務份額很小，僅佔各類醫療機構服務量6%左右，而外資醫院僅是民營醫療機構中一支很小的隊伍，服務量更是微不足道。外資醫院之所以多年來沒有形成一支足以影響醫療市場格局的辦醫力量，尤其是沒有打開高端醫療市場，公立醫院太強大是一個重要原因。

　　不少公立醫院開展高端醫療服務，儘管有關部門多次要求公立醫院把高端醫療服務剝離出去，但是公立醫院有很多辦法變通，比如，有關規定禁止公立醫院科室承包、出租，可現在公立醫院把科室託管出去，實際上是一種變相承包，從而讓違規行為變成合規行為。

　　廖新波表示，公立醫院不僅提供高端服務，現在還“大小通吃”。有政策禁止公立醫院擴張，但又鼓勵組建醫聯體。其實，醫聯體也是公立醫院擴張的一種形式，因為建立醫聯體後，公立醫院把社區診所等病人“吸”上來，並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的醫療力量下沉。公立醫院“大小通吃”越做越大，也就意味著公立醫院霸佔整個市場。

　　正是因為公立醫院太強大，在當前形勢下，很多高端人群並不選擇外資醫療機構而選擇公立醫院看病，造成了外資醫院由於吸引不到那麼多高端人群就醫而很難立足。如此境況下，有的外資醫療機構不敢發展壯大，還有的外資甚至根本不敢進入中國辦醫。

　　目前，部分外資醫院為了求生存，走出了另外一條道路──與公立醫院合作組建混合所有制醫院。廖新波説：“外資資本是趨利的，而公立醫院是提供廉價服務，包括公益性服務，兩者混在一起會産生很多問題，比如醫院掙錢後，外資通過分紅把資金抽走了，那麼公立醫院分不分紅？這部分資金怎麼用？公立醫院和外資醫院經營模式不一樣，意志不一樣，根本不能混合營運。”

　　廖新波建議，隨著醫改不斷深入，公立醫院要回歸公益性，一定要下決心把高端服務從公立醫院剔除出去，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外資醫院要有自己的發展方向和定位。如此，外資醫院才會有發展空間，而不是再跟公立醫院惡性競爭。記者 李春惠 李亞紅 周強 張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