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日本頻道北京3月23日電 題：日本現代化的“個性”

　　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 崔世廣

　　日本的現代化猶如上演了一幕波瀾曲折的歷史劇，其中既有喜劇也有悲劇：戰前經過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爭，躋身於世界五大強國行列，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走上了毀滅的道路；戰後又經過高速經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躋身於發達國傢俱樂部。儘管日本的現代化過程錯綜複雜，充滿著“明”與“暗”、成功與挫折的矛盾，我們仍可以用社會科學的方法，透過那些紛繁繚亂的歷史表像，發掘出隱藏在其背後的一些“特性”。

　　特性之一：日本的現代化是後髮型、模倣追趕型現代化

　　日本的現代化並不是由內部自然發生的，而是在受到西方的衝擊，在西方的壓力下開始的；而且，在西方支配近代以來世界的基本格局下，日本的現代化又始終是以西方為目標，模倣和追趕西方的現代化。

　　如研究者們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在德川時代經歷了260年的天下太平，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獲得很大發展。在這一時期，不僅形成了統一的國內市場，還有條件地引進了西方的學問和思想，積累了深厚的現代化基礎。但是，日本並不具備催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並不能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日本的現代化是在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于1853年被迫開放國門，並於1868年實現明治維新後才真正開始的。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説過，“從明治維新以來的一百年裏，日本人一直是盯著‘坡上的一朵雲’，即以歐美先進國為目標，聚精會神地向前追趕過來”的。這種以歐美先進國家為目標，“聚精會神”地追趕西方的態度和精神，確為世界少有的例外。可以説，在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只有日本在這方面比較突出，而且富有成效，並很快由此實現了現代化。當然，這種模倣追趕模式也包含著內在矛盾和弊端，並對日本的整個現代化過程産生了深刻影響，這是無需贅言的。

　　特性之二：日本的現代化是優先發展經濟和軍事的現代化

　　日本的現代化，是重視物質層面發展而相對輕視精神文化層面發展的現代化，是經濟、軍事與政治、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代化。

　　在近代日本，産業經濟和軍事得到了迅猛驚人的發展，成為日本最為現代化的領域。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政治的現代化和社會文化的現代化卻嚴重滯後。雖然在自由民權運動的推動之下，日本也成立了憲法，開設了國會，具有了近代國家的形式，但明治憲法規定天皇獨攬統治大權，並對人民的權利加以種種限制等，表明日本的近代國家體制有著很大的局限。另外，如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語中所看到的那樣，在社會文化領域則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的東西。

　　戰後，日本改變了戰前對外侵略擴張的路線，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但是，戰前重視物質方面發展的基本思路，仍被繼承了下來。戰後的日本，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選擇重經濟、輕軍事的發展路線，開始用經濟的手段來獲取戰前用軍事的手段沒有實現的國家目標。結果經濟高速增長，很快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與經濟的高速增長相比，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仍是相對滯後的。這主要表現在：傳統的集團主義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仍然規定著日本的企業文化、政治文化和社會原理的基調；國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也是在經濟發展以後才受到重視的。可以説，優先進行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貫穿日本現代化過程的始終，只不過是戰前表現為軍事和經濟，戰後則主要表現為經濟而已。因此，政治、社會文化現代化相對滯後，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明顯特徵。

　　特性之三：日本的現代化是政府主導型現代化

　　如果從日本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來看，可以説日本的現代化始終是在政府的強有力指導下進行的，日本的現代化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現代化。

　　日本在開放國門後，吸取下關戰爭和薩英戰爭的教訓，很快走上了倒幕維新的道路。在開放國門後僅經過15年便實現了政權的變革，建立了明治新政府。應該説，這種政權的變革，是日本走上與中國、朝鮮等國家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因素。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日本建立了比較清廉、高效的官僚機構，維持了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對日本近代的迅速崛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在日本近代始終存在著壓制人民民主，向外擴張掠奪土地和財富，並將國民的視線轉移到外部以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問題。對日本政府主導型現代化的這一消極方面，也是不能否認的。

　　戰後，日本走上了與戰前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政府主導型現代化的特徵並沒有改變。戰後初期，在吉田茂長期擔任首相期間，日本確立了重經濟、輕軍事的保守主義發展路線，此後，這條路線被自民黨繼承了下來。對自民黨政權來説，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發展經濟是最大的“政治”，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上。由於從1955年到冷戰結束後的1993年期間，自民黨一直佔據政權寶座，從來沒有實現過政權更疊，從而使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強的連貫性。除了戰後日本的基本發展路線，日本政府的主導作用還體現在制定經濟和貿易政策，對企業活動的保護和指導，以及協調國內各種利益關係和矛盾等方面上。應該説，戰後日本在短短幾十年內就成為經濟高度發達、國民生活富裕、社會安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這樣的政府主導型現代化模式有著直接的關係。

　　特性之四：日本的現代化是在對外關係方面扭曲的現代化

　　在對外關係方面，戰前日本和戰後日本有著很大的區別，但也存在明顯的共性。其共性就是：奉行實力主義原則，追隨強者，與強者結盟，欺淩或輕視弱者。因此，從對外關係上看，日本的現代化是一種扭曲的現代化。

　　戰前的日本，最初依據對實力的判斷，走上了一條脫亞入歐的道路。而且，同樣依據對實力的判斷，與當時西方最強盛的國家——英國訂立了日英同盟，並以日英同盟為後盾與俄國開戰，由此得以躋身世界五大強國之行列。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與法西斯德國結盟，依靠法西斯同盟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在近代日本雖然也出現過“協調外交”，但追隨強者、與強者結盟以謀取最大利益，是近代日本對外關係的基調。

　　戰後日本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但看重實力對比、追隨強者的做法並沒有改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結成軍事同盟，以放棄部分主權為代價，來換取美國的保護與支援。當然，無用贅言，日本在對外關係上的這種追隨強者、與強者為伍的一貫行為方式，目的是為了追求和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特性之五：日本的現代化是一種目的合理的現代化

　　馬克斯·韋伯把社會人的行為分為四個類型，即傳統的行為、情感的行為、價值合理的行為、目的合理的行為。韋伯認為，前工業文明社會中人們的行為主要是前兩種類型，而現代化以來人們的行為主要是後兩種類型。所謂價值合理的行為，就是不考慮可預見的後果，而只是根據自己的信念行動，執行諸如正義、尊嚴、美德等使命的行為。而所謂目的合理的行為，就是把某種預先設想作為結果，作為目的，充分利用一切條件和手段來追求的行為。這種行為往往為了功利目的而排斥價值合理的行為。按照馬克斯·韋伯的上述論述，我們可以認為，從整體上來講，日本的現代化過程是一種目的合理的現代化。

　　這種目的合理的現代化性格決定著日本對待西方的態度。日本從開國到興起思想啟蒙運動只用了短短十幾年時間，而中國從鴉片戰爭到興起啟蒙運動則花費了50多年時間。相比之下，我們不能不慨嘆現實主義的態度在日本學習西方的過程中發揮了多麼大的作用！但是同時，日本在近代以來又是以“和魂洋才”的實用主義態度對待西方文化的，即儘量把學習西方限定於技術領域，學習、模倣西方也只不過是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日本的強盛和最終趕超西方。這種對待西方的態度，充分反映了日本現代化的目的合理性性格。另外，日本在戰前迅速實現了經濟和軍事的現代化，最後卻走上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在戰後不惜以部分放棄主權、依靠美國來一心發展經濟，從而迅速成長為世界經濟大國，也都與日本文化的現實主義、實用主義傳統，與目的合理性的現代化性格有很深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崔世廣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為“新華網日本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