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1942年生人，“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1985年後以“文化反思小説”對文壇産生深遠影響。主要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蓮》《俗世奇人》《炮打雙燈》《一百個人的十年》等，以上作品均寫于七八十年代。2008年著有短篇小説《俗世奇人》。

　　陳建功：1949年生人，其短篇小説《丹鳳眼》《飄逝的花頭巾》分獲1980年、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2000年以後作品：無。

　　梁曉聲：1949年生人，知青文學的代表，尤以《今夜有暴風雪》著名。1988年，其長篇小説《雪城》問世，達到了一個創作頂峰。2006年發表長篇小説《浮城》，以社會幻想的形式展現了作者對人性和社會的分析。

　　張抗抗：1950年生人，代表作《隱形伴侶》《赤彤丹朱》《情愛畫廊》。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優秀中篇小説獎、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等。2002年發表長篇小説《作女》。

　　王安憶：1954年生人，1981年，《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1985年發表中篇小説《小鮑莊》，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説獎。1996年作品《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4年發表《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説獎。2007年推出長篇小説《啟蒙時代》。2012年發表小説《眾聲喧嘩》和《戀人絮語》。2013年發表短篇小説《戀人絮語》《釋夢》《林窟》。

　　莫言：1955年生人，1980年代“尋根文學”的代表者。1985年初以《透明的紅蘿蔔》一舉成名。1986年發表中篇小説《紅高粱》引起文壇極大轟動。2000年以後的作品：《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等，其中2005年《檀香刑》全票入圍茅盾文學獎初選，2011年《蛙》榮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范小青：1955年生人，長篇代表作有《褲襠巷風流記》《城市表情》等，中短篇小説《城鄉簡史》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最近作品為2005年發表的長篇《女同志》。近十年未有新作品。

　　何香久：1955年生人，代表作是長篇小説《焦裕祿》。著有詩集《海神之樹》《夏天的八音鼓》《如果把你比做海》《一葦渡江》等，中短篇小説及散文集《背對命運》《一壺天地小如瓜》，專著《紀曉嵐先生年譜》《金瓶梅與中國文化》《金瓶梅傳播史話》《金瓶梅的性與禪》《佛家唐詩三百首鑒賞》等。

　　“陳建功，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縮影。”當一旁的“老文青”説出這樣一句話的時候，我通過鏡頭，看到了陳建功。他一頭板寸，剪得很短，但白頭髮依然清晰可見，真是一位“老頭子”的模樣了。

　　“老文青”禁不住感慨，這老爺子當年影響多大啊。

　　30多年前，他的短篇小説《丹鳳眼》榮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次年，《飄逝的花頭巾》再次拿下了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不過，這些榮耀都是“據説”來的，作為作家的那個他，已經多年沒有新作品問世。

　　如今他的職務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兼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他正雙手叉在胸前，躺坐著“藏”在人群中，作為這一屆的政協委員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能。

　　這個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上被統稱為“文藝界別”的群體，稱得上是大腕兒雲集，只作家就囊括了馮驥才、梁曉聲、張抗抗、莫言、王安憶、范小青、何香久等等，都是當代文學活躍于不同時期的角色。

　　不過，他們真的都老了。

　　他們都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生人，基本成就于30年以前。進入新世紀的這十幾年，他們中除了莫言、王安憶還有新作問世，其他人已經大多不再從事小説創作。如果以小説論其在新世紀的文學地位，實際上大多都進入了“封筆”的狀態，這是群體的共同選擇。

　　在高清的鏡頭下，我看到了他們臉上清晰的老年斑。並不是因為老年斑的出現，但顯然，他們已經過了創作的旺盛期，而假使他們在今天仍然願意筆耕不輟，我也不知道，他們還會寫出什麼東西，來描述今天這樣的時代。

　　他們看似聚集了一個時代的豐富性，描繪了屬於昨天以及今天的黎明，那麼明天呢？未來20年，中國的作家新星在哪？會以什麼樣的面貌出現？他們，會描述什麼樣的世界？

　　我身邊的老文青説，他聞到了中國嚴肅作家斷代的氣味。我還是不太肯定，他所説的嚴肅作家是否定義清晰，但是，我大致理解一些他的擔憂。

　　老文青年輕生長的那個年代，正是中國大陸歷經改革開放後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年代，是經過多年毛選加八個樣板戲的年代，那是個文學熱爆發的年代，幾乎人人有顆嚮往文學夢的心，作家被眾多讀者關注，憑一部作品紅到家喻戶曉也並非是夢，現下，只有影視明星和網際網路大佬能成就這樣的被關注度。文學夢，在全民專注于買房這麼現實的現實面前，真的變得像一個遙遠的夢。

　　2013年，高滿堂以3000萬元的編劇稿酬收入榮登“編劇作家富豪榜”首富，引發廣泛關注。他以《闖關東》《北風那個吹》等影視劇編劇的身份為更多的觀眾所熟知，而非作家。

　　就在兩會現場，剛剛跟影視投資人士打完一通電話的何香久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他覺得正在熱播的《平凡的世界》是近年來離文學最近的一部電視劇，是一個高度；但是，他又説，自己在影視劇本的創作中，得考慮到電視觀眾的特點，因而降低劇本的文學性。

　　影視劇創作不同於文學創作，但影視劇創作比文學創作更能解決溫飽，如果夠幸運夠勤奮，還可以過上小康的日子，這也許是大批作家轉而投身影視産業鏈的原因，遠的如張賢亮、王朔等人，近的如韓寒、郭敬明等人，當然，像王朔這樣的人物無論是否投身影視行業，想在兩會這樣的場合看到他的身影可能性不大。

　　話説到這裡，又提起了一個老掉牙的，現在講起來可能會被人嗤之以鼻的問題，文學是用來做什麼的？有它如何？沒它又如何？

　　明白説，文學，沒有用。但是，有人説，一個傑出的文學家就是一個民族心靈世界的英雄。這話是誰説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説得不錯，一個民族的文學代表了這個民族的心靈，當心靈枯竭的時候，一切有用的工具，都只是工具而已。

　　莎士比亞、雨果、托爾斯泰、海明威、茨威格、毛姆、馬爾克斯、哥德、巴爾扎克、魯迅、老舍、巴金……不勝枚舉，當我們被以往的時代、被別的國家民族作家的作品吸引的時候，我真的説不好，明天，中國自己的作家會在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