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官方的再次直接正式交涉，要等到1870年的日使柳原前光訪華。在西方勢力深深涉足東亞的新政治格局下，清如何來處理中日關係呢？曾國藩提出：“彼國習聞前代故事，本無畏懾中土之心，又與我素稱鄰邦，迥非朝鮮、越南、琉球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欲倣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同樣力主簽約的李鴻章也認為日本向來非中國屬國，不奉正朔，與朝鮮、越南不同，因此應“羈縻之”，還有與日本聯絡共禦西方列強的想法。翌年，中日雙方在天津簽訂《修好條約》，正式確立了對等的國家關係。這一事實表明，儘管中國仍視日本為小邦，但終於公開放棄了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像，在西方國家帶來的外交規則衝擊下，（縱然是不情願地）承認了日本是與中國地位同等的國家實體，中日關係也從此進入近代新階段。（參見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

　　對日本與中國歷史關係的判斷，表明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務實觀點。可是，以知洋務著稱的他們並不清楚，日本國內此際已是“徵韓論”甚囂塵上，吉田松蔭等還提出了“北割滿州，南據台灣”，即將中國、朝鮮視為日本崛起的侵略掠奪對象的戰略，最終成為了日本的國策。

　　非但李鴻章寡聞，石曉軍在《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書中描述了彼時清人對日本的認知，頗多好笑的案例。浙江陳其元在1874年寫的《日本近事記》中稱明治天皇還政是“篡國”，更呼籲“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幫助幕府恢復舊制。石曉軍指出，陳其元癡人説夢般的狂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對日觀念。”

　　接下來的二十餘年內，日本一面改革自強，一面在出兵台灣、吞併琉球和介入朝鮮等事件上，處處挑戰中國，特別是琉球置縣與強迫朝鮮簽約，樹立霸權之意昭然若揭。但是，清朝方面依舊渾然不知日本國內日新月異的變化，對其處心積慮和實力增長不加在意，主流看法還滿足於對“彈丸小國”的盲目輕蔑。在國際交往的實踐中，清廷屢有將日本置於比西方列強低等地位的輕侮性做法，空洞的徵日説竟也一度甚囂塵上。到了甲午戰前，中方由上至下，主戰派群情洶洶，大有滅此朝食、夷平東京的驕狂。結果，這種驕狂很快就被海陸戰場的全線慘敗證明了是何等的虛妄。

　　在清代，對日本具有確實了解的中國人並非沒有。易惠莉提及早在康熙年間，名不見經傳的下級官員鬱永河就在所著《海上紀略》中寫道：“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目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他對日本的政治體制、社會習俗都有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見識，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和著作都只有藉藉無名的命運。清朝注意到日本的第一位清醒者是曾任駐日使館官員的黃遵憲，他完成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日本國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稱得上有價值的日本研究專著，然而，此書的出版卻拖到了清被迫割地賠款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

　　甲午戰敗後，清人對日本的看法一下子發生了重大轉變：東瀛島國一躍成了足為樣板的“老師”。殊不知中日兩國本質迥異，原不能簡單的照貓畫虎。從1898年至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中國學生赴日本留學，馬利烏斯－詹森認為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份子移民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證據表明，“中國留日學生的總體水準低得可憐”（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學問較深的專業人才“百無一二”。後來曾任司法院長的同盟會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畢業生，但據説他的日語水準不敢恭維，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這些連日語都不會的中國留日學生們。）留日學生的水準低下原因複雜，但和其龐大人數相比，尤顯問題之突出。美國學者任達指出，這種蜂擁留學日本的現象背後，暗示著把日本當做“墊腳石”，“使用後便遭拋棄”的理念，而“這種態度對近代中日關係牽連極大”。他認為中國人從內心深處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説明瞭並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資格作為一個國家，或作為一種文化而表示興趣或適當評價。”中國的這種態度“一直為兩國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在那些年的十余萬留日學生中，能夠達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面上剖析闡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東渡者雖眾，但用戴季陶的話講，實利主義和自大思想這兩大害，使他們不曾“切切實實地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別提到描寫了日本社會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指出即使是對日本社會黑暗面的觀察亦“膚淺而錯誤”，而中國人對日本社會的“觀察錯誤和判斷錯誤是很普遍的”。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