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限購成為兩會的一個話題，有委員建議取消限購，也有委員建議採取更嚴厲的限購措施。這裡且不説誰的提案好，我想，一種好的公共政策，至少應能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提升，促進社會理性的發展。

　　購買汽車是一種個人行為，它符合人們追求更好物質生活的心理期待，顯然也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的努力，會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原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最終會促進社會利益。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行為中的個人理性能促進社會利益是有外部約束條件的，如果放任人的自利行為，那恐怕就不是給社會帶來利益，而是災難了。個人的理性往往從個人利益立場出發，有時換來社會的非理性。比如考公務員，大家一窩蜂都去考，是大家都不理性嗎？其實多數人是理性的，是他們對自己職業發展做出的一種嘗試。人人都有自己的職業理想無可厚非，但一旦某種職業理想成為人們的普遍選擇時， 那麼這種個人的理性就會導致社會整體的價值選擇的非理性， 勢必造成人才資源配置不合理，延緩社會發展。難以想像，一個人人都想著去當官的社會會是怎樣？

　　購車也一樣，人人都有買車的權利，但大家都去買車（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環境代價、能源代價、交通代價都會是驚人的。北京環路上擁堵的滾滾車流，其實就凸顯著社會運作的非理性。因此，國家對個人行為的引導和約束極其必要。從這個角度講，備受公眾關注的車輛限行限購政策有它積極的意義，只是從政策的操作層面有提升的空間（如公平、公正）。國家意志應帶有超前的指引性和前瞻性，它超越個人意志甚至偶與其相矛盾，如國家號召建設節約型社會，倡導公民節約資源能源，這與部分公眾追求生活條件最適化是有矛盾的。

　　要促進社會理性地發展，除了外部強制的約束外，還要提升個人的思想意識，在更大程度上發揚人性中非利己的其他價值選擇。普遍的個體意識自覺實質是一種文化的自覺，包括生態文明觀念都應融入我們的文化中，但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實現社會理性，提升個人理性的水準也尤為重要。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為現實生活是複雜的且事物是不斷發展的，因而人們掌握的資訊總是有限的；收集資訊是有成本的；進行計算和權衡比較也是有代價的；人的智力更是有限，從而人不可能無所不知。學識水準、資訊供給都可顯著提高個人理性水準。

　　一個顯著的例子，在我們的社會曾發生過的搶鹽、搶板蘭根事件中，如果人們能隨時接觸到有公信力的資訊渠道，便不容易跟風哄搶，極端事件中出現的個人盲從很大程度上可解釋為消息閉塞、資訊不透明條件下的抉擇。在缺乏足夠的資訊時，我們通常會一邊觀望別人，一邊收集資訊、拼拼湊湊。比如，很少有人會選擇一家空蕩蕩的飯店吃飯，而放棄另一家門庭若市的飯店，從眾或模倣這種本能在資訊匱乏的時候顯得尤其突出。

　　社會的運作和發展離不開個人理性，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也有一致的時候，但由於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內在價值追求的不統一，它們在很多時候又是矛盾的，個人理性不會自發成為社會的理性。

　　如何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實現社會理性的建構，實現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協調，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