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建立和完善，商會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西安市社會組織達1400多家，陜西全省達2萬多家。這其中，各種類型的商會約佔30%左右，與市場經濟聯繫的為市場經濟服務的各類協會、公會等又約佔30%左右。二者之和佔了社會組織總量的60%以上。這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標誌，是市場經濟自我調節、社會自我管理、豐富和充實社會民主的有效途徑，是一個大趨勢、一件大好事。如何健康推進其發展，黨和政府從國家大層面上在深入考慮、頂層設計，深化多方面的改革，以順應這種社會趨勢和需求；而作為商會自身是否認識到位、行為正確、自律自覺，也是健康推進的重要構成部分。本文結合陜西浙江商會、西安市台州商會自我建設中的一些思考和體會，談一些觀點和意見，與同行同仁和相關方面交流共勉。

　　商人與商品、市場伴生在一起。從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看，商人-商隊-商幫-商會的文明進化歷程，就是人類社會商品經濟文明進步、進化的歷史。古今中外，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進步，無不是商品因商人而聚集，市場以商品而繁榮，産業以市場而興旺。聚商是經濟之魂。

　　我們今天重啟絲綢之路，在更多層面、更大範圍重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即源於我國1400年前自秦漢以來持續了幾個世紀、幾百年的古絲綢之路。當時，陜商（秦商）被稱為“天下第一商幫”，因為陜幫的作用，隴右“富甲天下”，八百里秦川成為“天府之國”。以陜幫為首的中原陜、晉、齊、魯等商幫以國商的面貌出現，秉承家國一體的精神，生意做到西亞、中東、西歐，用商品、商業、商品技術、商業資訊構築起人類社會長達數萬里的商貿經濟驅動帶，與沿途各國聯手，共同築就了數萬里範圍的國際經濟繁榮區。及至宋、元、明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打通後，水路憑藉船載較旱路車載馬馱更好的經濟性，逐漸取代旱路絲綢之路的主體地位，閩越、粵海、洞庭、寧波、龍遊等商幫逐漸興起，並做大做強，在繁榮東南亞、中西歐和東非一帶經濟的同時，也帶動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帶經濟的發展。

　　1899年，我國出現民間草擬的商會章程《擬中國建立商業會章程》，開始出現民間商會模式；1902年，上海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是我國近代商會的雛形。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1904年頒布《察定商會簡章程》《商會章程附件六條》，為我國近代最早的商會法。1905年元月，天津商會正式成立，為我國近代第一個完全商會。民國5年，即1915年，參議院代行立法院職權，頒布《商會法》；1927年，重新修訂頒布《商會法》和《商會法實施細則》。這期間，我國商會組織快速發展。至今，我國許多商埠重鎮，包括古絲綢之路的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南、北疆的一些經濟重鎮，還保留的清末民初的陜西會館、山西會館、雲南會館、閩越會館等等，這些商幫會所，就是我國近代的商會。

　　西方成立商會較早，法國1599年在馬耳塞市成立商會，是西方最早的商會。近二三百年間，西方進入完全商品經濟社會，商會成為西方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協調者、自律者。英國商會在西方具有代表性，其宗旨是“幫助盈利組織獲利的、有力的、非盈利組織”，作為私有界的代言人與政府聯繫，反映企業意見與要求，對政府制定政策施加影響。其下的行業商會“蘇格蘭威士忌協會”，會員企業商品佔據市場份額的95%，行銷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作為民間組織，雖然沒有執法權，卻挑有監管和打假兩項職能。會員企業原料、工藝流程不符合國家標準與規範，協會會起訴會員企業甚至將其除名。同時，協會在全球範圍與當地市場法規部門合作，打擊假冒偽劣，維護行業和會員權益。協會還極力推動科學飲酒、理性消費，維護消費者利益，引導整個行業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作為商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商會組織的發展相對歐洲更為成熟，商會不僅組織會展、舉辦講座、出版刊物、制定産業規劃，促進會員企業發展，還代表會員向政府爭取有利的立法支援，通過各種手段影響國家經濟政策、産業政策和對外經貿關係；還制定行業規範規則，引導會員自律。商會成為商企界最具有影響力的社團，甚至能以競選捐款和組織競選票源，來影響政府的更疊。

　　新中國以來，前30多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商會出現的條件和空間。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逐漸轉向市場經濟，商會也于1988年起的外貿體制改革中首先出現，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後，商會發展逐漸進入高潮。

　　（作者簡介：劉明亮，浙江台州人，陜西永和豆製品集團董事長，陜西浙江商會常務副會長、西安市台州商會會長，西安市政協委員、台州市特邀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