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程喆

　　“我雙手搬磚，就沒法抱你；我放下磚，就沒法養你”。這樣一句流傳很廣的話，道出了在外打工父母的無奈與辛酸。臨近春節，留守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再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短短的春節假期，孩子和父母的相聚是短暫的，留守兒童依然很孤單。這是在城鎮化過程中，不可回避、必須解決的問題。在春節這個中國人最看重的闔家團圓的節日，留守兒童的問題，我們不該忽略。

　　彭永貴的老家在湖北鄂西山區，她已經有4年沒回家過年了。今年，她剛回到村口，10歲的女兒已經泣不成聲。女兒用1500個日夜思念，換來3天母女團聚。她唯一的新年願望是：“媽媽，過了年，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打工了？”這是央視新聞播出的一個畫面，面對女兒的疑問，大人的種種糾結可見一斑。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有一集提到了遷徙：貴州的余高裏夫婦背井離鄉在廣州打工，每年他們都只有半個月的時間回家與家人團圓。在魚醬製成，團圓飯吃完後，離別的時刻也就到了。余氏夫婦的小女兒面對一桌美食，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她説：“我沒有辦法讓他們留下來。”

　　這就是致力於養家賺錢和享受天倫之樂的矛盾。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入城市，他們的子女成為這個社會底層的又一個縮影和樣本，並被冠以“留守兒童”的稱謂。

　　新華社報道，2013年全國婦聯發佈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總體規模擴大；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數量大幅度增長。調查顯示，46.74％的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都已外出。在這些孩子中，與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佔32.67％；有10.7％的留守兒童與其他人一起居住。

　　沒有父母在身邊，老人和老師的精力有限，有關留守兒童的悲劇頻頻發生。那些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安置在家裏的孩子，不得不擠上校車，到離家很遠的學校上學。據統計，2011年全國發生數十起重大校車事故，其中大多數發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縣鄉，而受害者多為留守兒童。

　　2013年12月24日，河南省光山縣1名男子進入校園砍傷23名學生。在這起校園慘案中，23名學生全是留守兒童，事發後僅有兩三名母親陪伴，沒有一名父親能趕到醫院，這些孩子更像是時代的孤兒。此外，近年來，農村留守女童遭性侵事件頻頻發生；每到暑假，就有農村留守兒童溺水死亡的悲劇發生；很多留守兒童不想學習，蹺課、打架時有發生。

　　即使一些父母帶著孩子進了城，打工族也日益感受到，他們的子女上學非常困難，戶籍制度讓他們很難獲得與城裏人平等的醫療、教育和住房權利。在一線城市，政府要求打工者得提供很多證件，他們的子女才可能得到一個讀書機會。

　　打工族面臨兩難的困境：進城打工，必然會留下孩子；帶上孩子，負擔又太重；為了照顧孩子，就無法進城打工；但對於他們來説，若是繼續留在農村，他們的孩子又會重復著他們的故事。迴圈的不僅是貧窮，更有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命運。

　　社會越來越關注留守兒童的命運，每年春節，都有很多針對留守兒童的活動，比如志願者與留守兒童結成幫扶對子、開展“快樂驛站”活動、為他們舉行匯演等。但這些僅是隔靴搔癢，如果繼續“以城市為中心”，留守兒童問題必然無解。

　　留守兒童群體的形成，是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制度架構和發展思維下的必然結果。一開始，打工者也沒有發現問題，每個人都想著“打工賺錢”“見世面”“每年可以給家裏寄多少錢”等。而分析打工族各種問題的産生原因，其邏輯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

　　要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城市首先要做好準備。《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稱：“流動人口想要往大城市去，但是政策予以禁止。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還需要重新思考、安排，才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的問題。”此外，政府也要多想辦法讓父母回家，多為當地百姓提供就業機會，使外出農民工回鄉就近就業，或是鼓勵有想法、敢創新、想創業的農民工回鄉創業。在這方面，一些民間組織也進行了嘗試。例如“e農計劃”，目的就是幫助農民出售農産品，使他們在鄉村裏能賺到錢，以鼓勵農民工回家，發展鄉村，一舉解決鄉村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的問題。

　　自2014年以來，新型城鎮化的規劃以及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被學界視為對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具有積極意義。段成榮表示，這些改革都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很好的安排，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真正實施“市民化”的政策，為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撐和依據，但是未來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