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的商人行業組織還不是典型的“行會”組織。大約在明代中葉出現了稱為商幫的商人組織，它由來自同一地方的商人組成，是鬆散的地緣性組織。如徽幫、晉幫、陜幫、江右幫、龍遊幫、寧波幫、洞庭幫、臨清幫、閩幫、粵幫等，那些冠以地名的商幫一般涵蓋了某一地方的商人。有些商幫有時也與別幫合稱一幫，如晉幫和陜幫亦合稱為山陜幫，寧波幫往往與紹興幫合稱為寧紹幫；其內部往往還包含著數量不等的小商幫，它們一般按業別和地別而分，如晉幫內有經營鹽業的運城幫，經營一般商業的平陽幫、澤州幫、潞安幫，經營票號業的平遙幫、太谷幫和祁縣幫等。

　　實質上，商幫只是一種商人的籍貫性群體，每一個商幫的經商活動不限于本地或其他某一地區，而是分佈于全國的許多商業城鎮。與此相應，商幫沒有全體性的正式組織，只有在同一城鎮經商的同幫商人才有正式的組織，它們的組織形式最主要的是會館和公所。其中，地緣性的同鄉工商業者的組織較多采用會館命名，業緣性的同業工商業者的組織較多以公所為名。同鄉工商業者的組織也有以公所命名的，它們往往不是同一行業的組織，而是商幫組織，即是一種包含來自同一地方的各種工商業者全體的組織，因此具有較強的同鄉組織性質。同業工商業者的組織也有用會館命名的，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地的全體同業工商業者的組織，不以籍貫為限；另一種是同鄉同業工商業者的組織，因而既具有同業性，又具有同鄉性。

　　會館有同鄉會館和商人會館之分。同鄉會館一般與商幫無關，以京城為最多；商人會館是商幫組織機構的所在地，以通商大埠為最多，如北京僅佔8%，而蘇州、上海、漢口、佛山、杭州等商業城鎮都佔90%左右。

　　鴉片戰爭之後，隨著中外貿易的擴大和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以會館、公所為主要形式的行會組織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高潮。據資料統計，在1911年之前，上海、蘇州、漢口、北京4個城市中有確切設立年代的行會，大約有305個，其中設立於1840年之前的98個，約佔總數的32%；設立於1840-1911年間的207個，約佔總數的68%。而且行會的結構和功能也逐漸資本主義化。在種類結構上進一步專業化，同鄉性行會逐漸減少，同鄉同業性和完全同業性行會明顯增加，如在上海，專業性行會的比重從1840年之前的70%提高到97%；在漢口，從50%激增至94%。

　　在成員結構上，則顯示出成員構成的資産階級化，許多行會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員不僅已成為擁資鉅萬的現代商業資本家，而且開始創辦和投資于新式工商企業，集商業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于一身，從而使行會的成員構成由舊式工商業者的單一結構，向新舊工商業者混合的二元結構轉化。在組織性質上趨向開放化，對同業店號的增設、擴展和入會的限制已不像以前那樣嚴格，新生的同業者只要承認會規、繳納入會費，或請吃幾桌飯便可入會，並開始實行了自願入會的原則。

　　在功能作用上，舊有功能發生變化，向著資本主義化的方向發展，不僅對所屬行號的生産經營範圍和僱員數量的限制逐漸放鬆或失去控制能力，甚至不加任何限制，而且向著提倡實業、開通商情、改良産品的方向轉變。

　　儘管行會組織在鴉片戰爭後進一步普及，並向著資本主義組織轉化，但是受其一“行”一業的組織範圍和管理職能限制，它仍然是一種狹小而封閉的傳統組織。只有到商會産生之後，中國的商人組織才跨出了這種傳統組織的門檻，進入全新的現代組織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