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

　　嚴格的智慧財産權制度，既保護、促進了技術創新的動力，也是維繫當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重要支點。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窮國、窮人分享技術進步成果的機會，“救命藥”的兩難，只是其中最極端的表現之一。

　　身兼白血病患者、印度仿製藥（以下簡稱“印度格列衛”）服用者、“印度格列衛”代購者三重身份的無錫私營企業主陸勇，于日前被檢察機關撤回起訴，並已得到法院確認。如果不出意外，陸勇逃過了牢獄之災。

　　陸勇的故事悲情而糾結：由於身患白血病，他不得不靠服用瑞士諾華制藥公司研製生産的特效藥格列衛維持生命，但每月2萬多元的高昂費用使其不堪重負。於是轉而購買服用價格低至百分之一的“印度格列衛”，繼而開始為同病相憐的患者代購，並因此在白血病患者群中被視為俠義之人。但隨之而來的一紙訴狀，險些讓陸勇陷入牢獄之災。

　　陸勇被撤訴，作為“救命藥”的“印度格列衛”也可以繼續購買服用。但陸勇遇到的難題依然存在，還可能有更多的患者面臨陸勇式的兩難。

　　藥廠投入鉅資研製新藥，而後高價銷售以收回成本且獲得高額利潤，並支援下一輪新藥研究，是維持目前世界藥品行業運轉的基本模式。不難看出，專利保護下的高昂價格，是支撐這一模式的基礎。而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卻是很多亟需這些“救命藥”的病人，在“有藥可救”的今天，只因無力支付高昂價格而“無藥可用”，出於保護創新而設置的專利保護制度，卻使“救命藥”走向了救命初衷的反面。

　　強制許可制度作為一種特例，允許在面臨公共衛生危機的情況下，不經專利持有人的允許而仿製新藥，在嚴密的專利制度中打開了一個口子。譬如面對快速傳播的艾滋病危機，南非政府啟動強制許可制度，允許仿製治療艾滋病的特效藥，幫助本國窮人得到了相應的治療。印度則在仿製藥方面做得更加寬鬆，在本國法律的支援之下，很多藥物往往都以“先倣了再説”的方式被仿製。“印度格列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包括中國患者在內的許多白血病患者的真正“救命藥”。

　　印度的做法作為特例，一直廣受爭議。在眼前的救人一命與支援新藥可持續性研發的兩難之間，也確乎很難輕易作出判斷。但值得注意的是，諸如無國界醫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慈善組織，都不得不依賴價格低廉的印度仿製藥來運作項目。無國界醫生組織便明確承認，該組織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藥物從印度購買。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差距問題工作者年度報告》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將印度仿製藥稱為“第三世界的藥房”。如此局面，比陸勇和他的患者兄弟們遇到的兩難，更暴露出專利保護制度的短處。

　　嚴格的智慧財産權制度，既保護、促進了技術創新的動力，也是維繫當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重要支點。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窮國、窮人分享技術進步成果的機會，“救命藥”的兩難，只是其中最極端的表現之一。至於在兩難之間究竟如何尋找恰當的平衡點，並形成相對合理、穩定的制度和做法，很難輕易得出結論。

　　但至少有一點可以做到，那就是面對陸勇這種以自保為主要目的，且違法但未必犯罪的行為，法律可以在“不舉不究”的前提下，以一種相對“消極”的態度對待。以此衡量，久居無錫的陸勇，卻被抓到湖南沅江市受審，沅江市公安、司法部門就顯得有點太過主動和積極。目前，陸勇終於被撤訴，雖然不知背後究竟什麼力量在起著作用，但于陸勇而言終究是好事。今後，更多的“陸勇們”也可以以一種更小心的姿態，在法律的邊緣處找到自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