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功臣何振梁先生走了。上月13日，離他辭世僅有22天，我同何老的老部下、中國武協顧問李傑來到他的病房，護工告訴我們，何老前段曾在ICU住了四十天。那天仍在發燒，體溫39度多，看到老人家難受的樣子，我倆十分心疼，沒想到，那次竟會是永別，我也成了最後一位到醫院探視他的媒體人。

　　元月4日中午，得知“何老病危，估計最多能撐一兩天”後，很震驚，想不到下午就傳來噩耗，令人難以接受！失去了良師益友，我萬分難過，甚至關了手機，不願意接任何電話，此時的心情用語言難以表述……

　　“玩命”申奧

　　有人估算，何老第二次申奧時走訪的路程能繞地球10圈。如此繁忙，對一位早過古稀之年並患腎衰病的老人，意味著什麼，説他用生命申奧毫不過分！

　　何老有打網球的愛好，退休後尚能堅持每週一兩次，投入北京第二次申奧後，就再也沒有時間鍛鍊了。一次我去採訪他，老人家露出手腕，讓我看上面預留的針管，原來他早已患了不可逆的腎衰。醫生勸他儘早透析，為了北京申奧，他硬是挺著，真夠“玩命”的。直到北京奧運會之後，才開始正規醫治。儘管如此，一旦國家需要他，仍會奮不顧身，全身心投入。比如南京申辦青奧會，他就專程到國外遊説，為此還要提前預約當地醫院，按時透析，他對奧林匹克的熱愛，為國盡忠之心，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

　　何老病情逐漸惡化。他曾深有體會地忠告我：衰老是會加速度的。誰會想到禍不單行，雪上加霜，一次透析時發生了腦中風徵兆，當即被醫生“扣留”，從此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住院生涯。何老堅強、樂觀，最初對康復出院充滿信心，多次表示出院後再邀朋友們到新居相聚。

　　期間，他的病情曾有“陰轉晴”的時候，有一次我去看他，家人説，能吃點小塊紅燒肉或小丸子，大家都很高興。

　　然而，衰老只能減緩，而不可抗逆。透析從每週三次增加到四次，隨著吞咽困難，消化功能減退，營養吸收少了，供血不足，透析又轉回三次。本來還能與我們簡單交流，後來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家人、醫生、朋友都心急如焚，希望能有回天之術，創造生命奇跡。

　　“北京申奧的成敗，關係著何老的生命！”這是他的同事講的。這位同事透露，一次出差，叫何老用早餐，看到老人家赤腳穿著拖鞋正在算票呢。那些日子算票成了他的“主業”：多少委員支援北京，多少處於中間狀態可以爭取，多少不會投北京的票，他和他的夥伴們通過一對一地做工作，儘量多爭取票數。這位同事稱，北京第二次申奧萬一不成功，何老會“以身殉職”的。這句話反映了申奧在他心中的分量。中學生有句口頭禪，“分分分，學生的命根”，那些日子“票票票”，同樣與何老朝夕相伴。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是何老一貫作風。為了確保第二次申奧成功，何老動用了在國際奧會的所有人脈資源。一次，我去何府，見到他正在接收傳真，原來是有份英文報告請他的外國朋友幫忙修改。何老説，自己是學法語的，英文是因為工作需要自學的，所以翻成英文的東西，一定要請英文地道的人來把關。報告很長，傳的時間也很長，這個技術活兒本來應由工作人員幹，可他卻非得親力親為，惟恐長長的傳真紙卷亂了，還不時地用手將紙捋順，見到老人彎著腰忙碌的身影，不免一陣心酸。

　　第二次申奧規則改了，不允許委員訪問申奧城市，但新規則沒有規定委員之間不能互訪，何老利用自己的執委身份，以看老朋友的名義，到國外去遊説。比如，到現任國際奧會主席巴赫的家鄉德國登門拜訪。有人估算，何老走訪的路程能繞地球10圈。如此繁忙，對一位早過古稀之年並患腎衰病的老人，意味著什麼，説他用生命申奧毫不過分！

　　申奧成功後，他唯一的私願就是能親自參與北京奧運火炬接力，為此，他偷偷地在家中的跑步機上鍛鍊，增強體力。當人們從電視轉播中見到何老神采奕奕地舉著火炬接力跑時的身影，誰會想到老人家已是嚴重腎衰患者呢？

　　申奧成功，此生無憾，他滿足了。

　　一紙空白

　　有媒體透露，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份機密文件“黃金檔案”裏，何老的名下卻是一片空白，被列入不可收買的“另類”

　　我與何老相識于1990年北京亞運會，他在體委負責外事，我負責外宣，可謂對口對接。第一次申奧，他是主力，我是駐會記者。第二次申奧他自詡為最年長的志願者，我是最年長的志願報道申奧的記者。

　　這段經歷十分巧合：國內60歲退休，而國際奧會卻是80歲才退，他是執委，經常出國開會，在國內卻處於退休狀態，如何將自己所知道的申奧動態讓國人知曉呢？當時我在單位返聘，無需坐班，我們都算“體制外”的人，為了圓奧運之夢走到一起。那時，每逢他從國外開會歸來，有時連時差都不倒就接受採訪，甚至“非典”期間也不受影響。採訪快、趕稿快，修改、審定也快，逐漸形成了流水線。由於沒有中間環節，時效佔了先機，稿子十分“暢銷”。第二次申奧期間，我共採訪他33次，篇篇彈無虛發。這要歸功於何老的權威、超強的使命感和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何老嚴謹縝密的思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央視授予他終身成就獎時，在獲獎感言中他首先提到，那天是我國體育奠基人賀龍元帥的誕辰，還想到了為國爭光的非奧運項目登山。這些恐怕一般人都不會想到，更做不到。

　　在申奧成功後的演講中，他滿懷深情地透露了已故老領導黃中的女兒在父親墓碑前焚燒申奧成功海報的細節，感人至深，令與會者潸然淚下。

　　在莫斯科陳述時，他對台下手握投票權的委員們發出了呼喚：“親愛的同事們，不論你們今天作出什麼決定，都將載入史冊。但只有一種決定可以創造歷史。你們今天的決定可以通過體育運動促使世界和中國擁抱在一起，從而造福全人類。”如此有親和力的陳述，只有通過他這位老同志之口説出來，才能聲聲打動委員們的心弦，産生強烈的反響。而背後何老做了多少功課，如何嘔心瀝血，又有誰知曉呢？

　　第一次北京申奧失利後，一些人議論：北京不肯花錢拉票，其中以何老最為反對，仿佛壯志未酬的原因是不懂潛規則。後來美國鹽湖城冬奧會賄選醜聞敗露，有的爭辦方為收買委員，甚至允諾為其子女提供獎學金，這些爛事差點毀了國際奧會這家“百年老店”，連時任主席薩馬蘭奇都被傳喚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有媒體透露，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份機密文件“黃金檔案”裏，何老的名下卻是一片空白，被列入不可收買的“另類”，表現了中國人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體育外交

　　他的名字不僅留在奧林匹克的歷史上，也會留在老百姓的心裏

　　何老稱，他的一生做對了兩件事：一是加入了共産黨；二是娶了個好老婆。

　　何老的夫人梁麗娟女士是《人民日報》記者。國際奧會許多活動都允許帶夫人，梁大姐非等閒之輩。在何府經常會聽到他叫老伴“阿娟”的聲音，凡遇到需要查尋的問題，何老必求“阿娟”幫忙。大姐不顧“高空作業”的危險，爬上梯子幫他去找，久而久之，也成了奧運通。

　　梁大姐是何老的伴侶，更是保駕護航的多面手。在家裏，梁大姐精心照顧何老的飲食起居。有一次我進何府，聞到一股中藥味，原來是“阿娟”在給何老煮西洋參水。更重要的是，梁大姐配合何老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夫人外交”。

　　“夫人外交”被媒體譽為“第二戰場”。梁大姐曾是《人民日報》駐倫敦的記者，懂外語、明外事，熟悉奧林匹克，是合格的賢內助。她經常利用各種場合、時機，潤物細無聲地做委員夫人的工作，為北京申奧打探動態，蒐集情報、進行遊説，真正與何老做到了珠聯璧合，名副其實的“夫唱婦隨”。後來大姐將這些鮮為人知的經歷收進她的《何振梁：五環之路》等系列著作之中。

　　何老夫婦的申奧經歷是筆寶貴的財富，為我們了解、認識奧林匹克運動、中國與奧林匹克等諸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

　　何府最大的特點是“亂”，亂在四處都是書和報刊。他有一條規定：凡沒閱讀過的來信、書報、刊物一律不扔，而老兩口又經常出差，因此越積越多。我去時常要將沙發上書報移到別處。

　　何老博學多識，愛好廣泛。梁大姐説，何老愛聽交響樂，住院期間還常要求播放音樂給他聽。何老還愛古典詩詞和諺語，他在國際奧會受到醜聞困擾渴望改革時，引用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摸著石頭過河”等名句，委員們認為切中要害，紛紛點讚。

　　何老談吐幽默，注重禮節。比如，有時天熱，在家裏他穿拖鞋，先徵求對方意見，我穿這個可以嗎？有女記者要求採訪他，常會反問：難道這麼漂亮的女士採訪，我能拒絕嗎！

　　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還在我眼前，並沒離去。

　　今天我們經常提到話語權的問題，在國際體育界真正為國家爭得話語權的是何振梁先生。所以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國際奧會新聞委員會委員、新華社記者章挺權先生發表了署名文章《傑出的體育外交家何振梁》。近日，國際奧會委員李玲蔚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何老是當之無愧的體育外交家。

　　眾所週知，國際奧會有一百多年曆史，其規模與聯合國差不多，其成員是多元化的。以前被媒體稱為“私人俱樂部”，現在進行了改革，加入了運動員委員會代表、各單項體育組織代表、各國奧委會代表，但人員組成仍比較複雜，有王室成員、社會名流，如安妮公主、摩納哥王子乃至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都曾是其成員。老主席薩馬蘭奇為西班牙銀行家、外交官，羅格是運動員出身的外科醫生，現任主席巴赫曾是擊劍奧運冠軍，退役後成為了律師，基本上屬西方社會上層人物。一名中國共産黨黨員如何適應這樣的環境，做到和而不同，遊刃有餘，廣交朋友，擁有很高的威望，並非易事，這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何老之所以能成為體育外交家，竊以為有四點：一是使命感，清楚國家選派加盟國際奧會的目的與任務；二是自身優勢強，如外語、口才、博學、修養、外事經驗等；三是高超的社交能力；四是嚴格的自律。

　　當下國家越來越強大，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在國際舞臺上擁有話語權越發顯得重要，各行各業都需要有像何振梁這樣傑出的外交家。

　　何振梁走了，他的名字不僅留在奧林匹克的歷史上，也會留在老百姓的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