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國際奧會原委員、中國資深體育工作者何振梁因病去世，享年85歲。何振梁是中國傑出的體育外交家，也是北京兩次申辦奧運會的主要參與者之一，親歷了我國從申奧失敗再到成功的整個過程。有人稱他為“中國申奧之父”，但他自己更喜歡的稱謂是“中國最年長的奧運志願者”。

　　“陰差陽錯”走進體壇

　　説來令人難以置信，將畢生心血奉獻給體育事業的何振梁，最初對於組織安排他到國家體委工作，“很不情願”。多年之後，何振梁用“陰差陽錯”來形容自己走上體育之路的原因。1950年，21歲的何振梁從上海震旦大學電機係畢業。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由於大量外事活動需要翻譯，共青團中央到上海選調外語幹部，何振梁被相中。就這樣，他從上海到了北京。

　　1952年7月的一天，何振梁臨時接到出國通知，要他作為翻譯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15屆奧運會。在此之前，他還不知“奧林匹克”為何物。當時，新中國成立還不到3年，由於國際奧會內部反華勢力阻撓，一部分委員拒絕邀請中國參加第15屆奧運會，經過艱難鬥爭，直到奧運會開幕式當天下午，中國才收到參加奧運會的邀請。根據周恩來總理“在奧運會上升起五星紅旗就是勝利”的指示，一個由團中央書記榮高棠擔任團長的40人體育代表團，連夜趕往芬蘭。由於時間倉促，大部分運動員都未趕上比賽，只有游泳運動員吳傳玉參加了100米仰泳預賽，可惜遭到淘汰。

　　這是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紅旗，也是何振梁個人的多個第一次：第一次在運動場上參加新中國國旗的升旗儀式；第一次看美、蘇兩個陣營的籃球決賽；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當時精通的法語、不熟練的俄語和英語給人做翻譯。當時的何振梁未曾料到，此次芬蘭之行竟成為後來他一生結緣體育事業的開始。

　　1955年，何振梁被當時主持體育工作的賀龍副總理親自“點將”從二機部調入國家體委。這個消息讓何振梁十分沮喪：“當時我有一個很狹隘的觀念：只有在工農生産的第一線才是為國家實實在在作貢獻。儘管我不在生産第一線，但至少也是在工業部門。讓我到一個只有蹦啊跳啊的部門，我的確不太願意。那時我剛入黨不久，講服從組織命令，我不得不勉強地來到國家體委。”就這樣，何振梁與體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兩次申奧哭與不哭

　　2001年7月13日晚，莫斯科世界貿易中心，當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宣佈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後，新聞中心的大螢幕久久定格在一個動人的場面上：何振梁眼含熱淚，與排著隊上前祝賀的國際奧會委員逐個握手、擁抱，當來自中華台北的委員吳經國含著淚水走過來與何振梁擁抱，並説“中國人最高興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時，何振梁的淚水再也止不住了。

　　年逾七旬的何振梁想的是：“北京拿到了奧運會舉辦權，我這輩子就沒有遺憾了。”北京兩次申辦奧運會，何振梁身心付出巨大，為申奧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何振梁自從1981年當選國際奧會委員以後，一直在為北京申辦奧運會這個目標積聚力量，積累經驗。

　　他經歷了多次表決確定夏季和冬季奧運會地點的全過程，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各個申辦城市的文字資料，了解和觀察各個申辦城市拉票的做法，以及投票過程中各種勢力、派別錯綜複雜的關係。

　　為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何振梁曾在兩年多的時間內飛遍五大洲，遍訪擁有投票權的國際奧會委員們，飛行總里程超過60萬公里，可以繞行地球10多圈。有一次，機場的工作人員都詫異地問：“你不是昨天才回國的嗎，怎麼今天又出國了？”

　　然而，1993年9月，蒙特卡洛，兩票之差使北京第一次與奧運會失之交臂。許多人至今仍記得那個令人酸楚的場面：當薩馬蘭奇宣佈2000年奧運會舉辦城市是雪梨而不是北京時，何振梁雖然心痛無比，但他沒有流淚，第一個走上前與澳大利亞委員高斯帕握手祝賀。 “面對的是全世界的鏡頭，我對自己説，敗要敗得光明磊落，不要喪失我們的志氣”。

　　教會薩馬蘭奇説“北京”

　　時隔5年，北京再次向國際奧會提出申請承辦2008年奧運會。消息傳出，已經從國家體委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何振梁主動請纓，以70歲的高齡成為北京奧申委的顧問。

　　何振梁説：“申辦奧運是我能為國家做的最後一件事了，我一定會盡全力的。”送交國際奧會的重要文件、20多萬字的《申辦報告》，他是英、法文審定者之一，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為了讓外國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國，他拖著年邁之軀奔波於世界各地。

　　何振梁退休後身體一直不好，但申奧前夕忙得連看病的時間也擠不出來。自稱“北京奧申委最年長的志願者”的他説：“我對自己説，小車不倒只管推。”

　　在國際奧會工作期間，何振梁與薩馬蘭奇並肩作戰，他還教會了薩翁用中文念“北京”兩個字。

　　何振梁在申奧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在會場中，薩馬蘭奇派他的秘書來問我‘北京’兩字如何準確發音。北京的外文拼音是Beijing，但根據西班牙語的發音習慣，j的發音一般是h，則很可能把北京説成北‘興’。為此，我根據西班牙語的發音習慣，為薩馬蘭奇把北京的拼音寫成是Beidjing，使他能準確發出北京的拼音。”後來，大家都聽到了，薩馬蘭奇在全世界的關注下，字正腔圓地念出了“北京”兩個字。

　　“我是不可收買的人”

　　2009年，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在《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指責何振梁把票投給了南韓人金雲龍，並影射其中可能有賄金因素。對此，時年近80歲的何振梁做了公開回應，坦言自己“不可收買”。

　　在《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作者寫道：“我們為了北京申奧成功，積極做中國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們也把票投給羅格。而這位國際奧會資深的中國委員（指何振梁）卻做反工作，讓我們的朋友把票投給金雲龍。他明明知道這麼做對北京不利，為什麼還要不聽勸阻堅持己見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動機究竟是什麼？”

　　而何振梁則回應稱：“一個退下來的、身體有病的人，為什麼還要參加‘申奧’？無非是希望多為國家做點事情。書裏暗示我為了蠅頭小利去投金雲龍的票，別忘了我早就是國際奧會裏公認的‘不可收買的人’。我都是快80歲的人了，那個錢對我有何意義？一個一輩子都為國家的人，怎麼會做那種事情呢？好人不知壞人有多壞，壞人不知好人有多好。”

　　奧林匹克運動的守護者

　　2013年11月，德國人巴赫在當選國際奧會主席後首次訪問中國，儘管他在北京逗留時間不足48小時，但仍擠出時間到醫院專程探望何振梁。

　　“他倆的友誼、交情、理想志同道合，讓每個人都真心佩服！”長期擔任何振梁助手的王奇介紹説，從上世紀80年代起，每逢12月29日，巴赫與何振梁都會互贈生日禮物，這成為兩人間一個溫馨的習慣。

　　不止是巴赫，何振梁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孜孜追求和正直的人品，為他在整個國際奧林匹克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他曾3次以全票當選國際奧會委員、執委直到副主席便是明證。

　　不少委員對何振梁的評價是，人品端正、處事公道，沒有那麼多的官僚之氣，但同時是個有見地、不隨聲附和而有能力的人。

　　1999年初，美國鹽湖城申辦賄賂醜聞被曝光，引發了國際奧會歷史上最嚴峻的信任危機。

　　希臘委員尼古拉烏面對採訪他的記者説：“你們指責這個委員那個委員，為什麼不報道像中國的何振梁那樣的委員呢？”

　　説這話，是有充分根據的，何振梁訪問希臘時，希臘要為他報銷飛機票，他説：“我是順路來的，機票已經由國際奧會支付了。”何振梁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和聲譽，也維護了奧林匹克和中國的尊嚴和聲譽。

　　2009年6月，國際奧會在總部前面的大草坪上搞了一個盛大晚會，餞別何振梁。

　　羅格在紀念冊上的留言是“謹以此畫冊，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為國際奧會和他的國家所完成的重要業績，表示敬意和感謝”；薩馬蘭奇則稱何振梁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始終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經驗，為你的國家和奧林匹克運動服務”。

　　這無疑是對何振梁最中肯、最真誠的評價。

　　（據新華網等）

　　緬懷

　　驚聞前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國際奧會委員何振梁先生去世，很難過。我有幸在北京的兩次申奧中與他相識，感受到他強烈的責任感與人格魅力。印象最深的是在1993年申奧失敗後回國的飛機上，一臉憔悴的他對每個人説“對不起，讓你白跑一趟”，而我們都知道他為申奧的付出，那幾乎是他一生的使命。

　　——楊瀾

　　難忘雅典奧運何老為我頒獎，我沒哭何老哭了。

　　——劉翔

　　看到我語言不通，他一直耐心地鼓勵我、幫助我，告訴我學習外語和處理事情的方法。何老説“任何事情，從現在開始做都不晚”，這句話讓我再次鼓起了勇氣面對挑戰，至今仍讓我受益匪淺。

　　——鄧亞萍

　　何振梁是老領導、是師長、是兄長、更是好友。他沒有官架子，事業心和責任心卻極強，對下屬的要求也嚴格。

　　——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