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出生於天津的于敏，留著“聰明絕頂”髮型，戴著眼鏡，是位名字和外表一樣樸實的老者。但就是這位老人，在他生命最精華的歲月裏，為中華民族揭開了氫彈的技術原理。他的名字，曾是一個長達30年的“秘密”，他為中國做出的貢獻，至今仍有許多處於不可言説的保密狀態。

　　土與洋的辯證法

　　中國的氫彈研究，是個舉世震驚的奇跡。

　　第一奇，在速度快。

　　科學家們用重金屬的核裂變製造出原子彈，再利用輕元素的核聚變製造出氫彈。氫彈要用原子彈來引爆，它的威力百倍于原子彈，難度也遠高於原子彈，是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3個月，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而中國用時最短，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僅用2年8個月，就在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

　　第二奇，在起點高。

　　世界上有五個國家擁有氫彈——美俄英中法，英、法的氫彈都有技術外援，美、俄（前蘇聯）則都是先引爆數十噸重的大當量氫彈，再經過多次試驗逐步將氫彈的個頭變小。唯有中國，1967年引爆的第一顆氫彈直接實現空投，體量比美國或前蘇聯引爆的首顆氫彈小很多很多倍。氫彈是國之重器，其技術原理被各持有國視為絕密，很難橫向比較。但從試驗次數、爆炸當量等已經公開的數據看，當年面臨嚴密技術封鎖的中國明顯已在完全獨立自主的研發中趟出一條新路。

　　于敏，就是那個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人。

　　有意思的是，這位關鍵人物，竟是一個完全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土專家”。日本著名核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朝永振一郎1955年率團訪華時就對青年于敏的才華留下深刻印象，回國後發文稱于敏為“國産土專家一號”。

　　土專家能否在國際前沿的核競賽中一爭短長？這一點，曾讓錢三強物色于敏來預研氫彈時頗受爭議。于敏用無可替代的貢獻證實了自己的能力和錢三強的眼光：1965年底，于敏提出了氫彈理論設想新方案，並且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氫彈原理得以突破，大大縮短了我國氫彈研製的時間。在1999年我國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勳裏，只有兩位沒留學過，于敏即為其一。

　　土專家其實並不土，他的英語溜得很。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很多專業課就以英文完成。1962年著名丹麥科學家A·玻爾來京訪問時，于敏又擔任翻譯，被玻爾評價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並謝絕了玻爾的出國工作邀請。

　　于敏並非不樂意出國，事實上，未能出國留學也是他的人生遺憾之一。那一次的拒絕，是因為當時他已經開始參與氫彈理論的預研。在他心目中，祖國的需要永遠排在第一位。

　　“于老師的英文非常好，我的論文都是他逐個單詞改過。他支援學生出國增長見識，但要求學成回國。”于敏的博士研究生藍可説，這位幽默的老爺子經常將學生們逗得哈哈大笑，就連隨口而出的比喻，也頗跟得上潮流——“説自己老了，就説：我硬體老化，軟體也過期了。”

　　當然，土專家也有土習慣。于敏愛聽京戲，喜讀史書，出差時總要帶幾本唐詩宋詞當做睡前助眠讀物，有時甚至在會場背誦古典名篇——上世紀80年代初，在核子試驗場等待一次試驗結果時，物理學家陳能寬一時感慨，脫口背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于敏聽後也和著背誦起來，二人句句動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慷慨激昂，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不崇洋，也不排外。有自主創新的勇氣，也有後發先至的智慧。正是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底蘊，才養育出於敏這樣不卑不亢的氣度。 名與隱的方程式

　　按現在的時髦説法，年輕時的于敏堪稱一名標準“學霸”：1944年，他以學校歷年之冠的成績從天津耀華中學畢業。1945年，轉入北大物理系後，他的學號1234013總在各科成績榜單中位列第一，成為眾所週知的明星學號。他甚至還幹過跨專業秒殺的事兒：在選修數學系的近世代數課時，一次考試，老師張禾瑞出題很難，數學系成績最好的學生只拿了60分，于敏這個物理系學生卻得了100分。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時北大第一屆畢業生，隨後又繼續讀研，先後師從張宗燧和胡寧兩位先生。

　　1951年，于敏在新中國組建的近代物理所裏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這位“北大歷史上少見的好學生”，在彭桓武領導的原子核理論研究組裏如魚得水。到1960年時，于敏已與合作者一起發表了關於費米系統和原子核相干效應等一系列居於國際前沿的研究成果，與後來國際上頗具盛名的相互作用波色子模型十分相似。

　　就在於敏帶著他的原子核理論研究小組，眼看要在基本粒子研究中做出重大成果的關鍵時刻，1961年1月的一次談話，讓他的人生從此轉向。

　　所長錢三強告訴于敏，組織上希望他“轉行”到“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研工作。

　　于敏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分配，從此隱姓埋名數十載，將終身奉獻給我國的核武器研製事業。

　　這樣的選擇，看似突兀，實則必然。在抗戰淪陷區度過少年時代的于敏，曾險些被橫衝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亡國奴的痛苦，讓“日語”成為他中學時唯一成績不好的功課。現在，新中國需要他的奉獻，他又怎會在意個人的名利？

　　回憶起人生中的這次關鍵選擇，于敏説：“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和黃祖洽、何祚庥一起，領導輕核理論組，在4年的氫彈預研中做了大量工作，探討了氫彈中的多種物理過程和可能結構。

　　1965年，于敏調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與我國核武器研究主戰場匯合。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部主任，帶領各研究室人員分別攻關奪隘，力圖突破氫彈構造原理。

　　9月，作為理論部業務領導，于敏帶隊去上海出差，利用上海華東計算所每秒5萬次的J501電腦，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3個月時間裏，于敏帶領科研隊伍群策群力，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這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

　　回憶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參加過會戰的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研究員蔡少輝説：“最開始一批模型的計算結果，熱核材料沒有充分燃燒，我們認為是正常的。但老于説，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最好。”

　　睡鐵床，鋪稻草，守著吐出大卷大卷紙帶的老式電腦，在那一百天裏，于敏的大腦一直像電腦一樣高速運轉，終於帶領科技人員算出新的模型，牽住了氫彈的“牛鼻子”。

　　于敏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隻松鼠。”鄧稼先秒懂：“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裏去。”

　　這樣的隱語，是為了保密。在為打造國之重器而隱姓埋名的歲月裏，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説的痛苦。女兒于元就一直清晰地記得，幼時父親工作繁忙，從未輔導過自己的功課。甚至一有同事來訪，自己和弟弟就被趕出屋去。“有一次父親跟一個單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門邊偷聽，聽到他們説起‘肉’，還挺饞，卻被媽媽蹭地一下拉出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談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

　　大音希聲。數十年秘密奉獻的隱士生涯，讓于敏面對外人時，養成了謹慎少言的習慣，他不喜歡接受採訪，也不認可曾被記者冠與的“中國氫彈之父”名頭，總説那些成績都是團隊的貢獻，是集體的榮譽。

　　也對，為做驚天動地的事，甘當隱姓埋名的人，不止是于敏一個人的選擇。

　　粗與精的相對論

　　在同事和學生們的眼中，于敏是個“技術帝”——他有一手精準的粗估絕活，經常作出比計算器還快的神預估。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還記得數十年前跟于敏一起聽過的一場報告。一位法國核物理學家到原子能所做有關康普頓散射的報告，于敏一邊聽一邊對身旁的何祚庥説出結果。最後報告人給出的實驗結果，果如于敏所估。何祚庥點評説：“于敏得到了理論研究的靈魂。”

　　在分析物理問題時，于敏總是從物理量綱分析入手，估計數量級的大小，很快就抓住物理本質。這份神技，讓他在氫彈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又領導科研隊伍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彈等一系列關鍵突破。

　　這時中國核武器事業已經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于敏卻沒有盲目樂觀。他以一個大科學家的戰略眼光，意識到可能面臨的危機：中國的二代核武器還未完全武器化，還需要做許多必要的熱試驗。而美、蘇雖也在做熱試驗，但其核武器顯然已發展到接近理論極限，只要政治上需要，隨時可以“全面禁止核子試驗”，那將讓正在爬坡中的中國核武器研製功虧一簣。

　　同樣看出這個問題的還有于的好友鄧稼先。那時，鄧已因晚期癌症住進醫院。在鄧稼先的病床前，由於敏與鄧稼先口述並修改，胡思得執筆記錄，寫成一份希望加快核子試驗進程的建議書。

　　“中央很快接受了這個建議，讓我們搶出10年寶貴時間。1996年，在鄧稼先同志逝世十年後，我們做了最後一次核子試驗，就開始全面禁試了。”回憶起這事，如今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胡思得感慨：“這件事，他們站得高看得遠，貢獻很大。如果沒有來得及做必須做的核子試驗，我國核武器水準就相當低了。”

　　到1996年“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時，美國已經進行了一千多次核子試驗，我國僅進行了45次核子試驗，數量僅為美國4%，投入經費僅為美國的2%。但就是這5大氫彈擁有國中最少的核子試驗次數，讓中國的核武器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核武器材料貴重，興師動眾，試驗一次代價太大，都是先用電腦模擬設計。于老師總要求我們在原理、預計算中解決大部分問題，只留一兩個問題在熱試驗中解決。”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研究員鄭紹唐説，多研究、少生産的發展戰略，讓中國的核武器研製省了好多錢。

　　于敏總結過在實踐中摸索的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技術路線：立足優先目標、先進技術，集中力量研製有限重點型號；慎重選擇實現目標的技術途徑，力求不走或少走彎路；細緻穩妥，不放過任何隱患，確保每次核子試驗圓滿成功。

　　目標少而精、路徑慎而實、試驗穩而細。這種精打細算的中式風格，讓我們以比其他國家小得多的代價，實現了積極防禦的核武發展戰略。

　　高智商、超勤奮的于敏，在工作中精明淡定，在生活中卻不安寢、不甘食，鬧出許多粗心大意的笑話：他拿著破袋子去食堂買包子米飯，漏了一地；他週末好不容易幫妻子孫玉芹洗次衣服，往洗衣機加水卻忘關排水口，以至於加進N盆水，洗衣機一直不滿……

　　兵者，國之重器，不可輕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應藏于九地之下，應動於九天之上。

　　名藏九地之下，聲動九天之上。 這正是像于敏那樣，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一大批核武研究者們的寫照。

　　（中國經濟網記者 佘惠敏）

　　附人物簡介

　　于敏：（1926.8.16-）

　　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勳，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傑出領軍人物之一。天津寧河人。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高級科學顧問，曾任該院副院長。

　　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解決了一系列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是中國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的主要負責人，也是我國中子彈突破的主要領導人和參與者，還是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鐳射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長期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為中國核武器發展到國際先進水準作出重要貢獻。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並獲得1985年度、1987年度和1989年度的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採訪感言

　　志同道合的夥伴

　　中國經濟網記者 佘惠敏

　　氫彈是公認在原理和結構上都十分複雜的系統，像這類複雜系統，需要超大型的團隊協作來完成。因此在於敏的故事裏，出現眾多“兩彈一星”其他元勳的身影，真是不足為奇。這些身影裏，最讓筆者難忘的，是于敏與鄧稼先從青年一直持續到暮年的友誼。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一見如故。北大讀書期間，物理系學生於敏與大他兩歲的助教鄧稼先在校園裏邂逅，書生意氣相投，竟然徹夜長談不倦。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生死之緣。于敏大學畢業那年大病一場，曾險些喪命。這時鄧稼先在美國留學。出面將於敏送醫搶救的北大物理系代主任鄭華熾，就是鄧稼先的姐夫。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趣味相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于敏、何祚庥兩個京劇迷，經常拉著鄧稼先去看京戲。他們白天沒時間買票，只好晚上等退票。三個青年學者各有各的等退票經驗，何祚庥説關鍵是臉皮厚，要不停問。鄧稼先説關鍵是選擇有利地形，劇院門口等不著，車站附近才能爭取主動。于敏説重要的是察言觀色，來退票的人表情不一樣……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精誠協作。在攻克氫彈原理的上海百日會戰中，于敏剛獲突破就致電在北京的同事鄧稼先，而老鄧接到消息次日就飛往上海幫忙，還掏出私人工資來犒賞三軍，請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螃蟹。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通家之好。文革期間，于敏家人都被遷到山區，妻子來北京探親時找不到住處，鄧稼先就把家裏的兩間屋騰出一間給他們做臨時居所。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風骨剛正。文革中，山雨欲來風滿樓，于與鄧相約堅持科學真理，頂住政治壓力。某次試驗失利，有人節外生枝，輪番逼迫他倆，要他們承認這是政治問題。兩人都頂住了壓力，最終用於敏堅持的技術途徑解決了問題。

　　這友誼，闡釋了什麼叫矢志不移。在鄧稼先因試驗中受到核輻射而身患癌症，生命進入倒計時的階段，兩人都認識到當時中國核子試驗面臨的重大挑戰，在病房裏議定出那份對中國核武器發展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建議。鄧稼先當年逝世，于敏卻十年如一日，將兩人合作的最後一份規劃一步步變成現實。

　　這不僅是兩個人的友誼，這其實是一個群體的同舟共濟。歲月流逝，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卻歷久彌新，當小夥伴變成了老夥伴，直至陰陽兩隔，那些一起為之奮鬥過的事業卻熠熠生輝，將他們的名字都鐫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