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付毅飛

　　一個月前，一位90歲的老人在病榻上看到一則報道，陷入了沉思。

　　這是篇關於核武器核查的文章，文中提到，有專家稱可以利用中子掃描器來確定核彈頭的機密資訊，同時不會造成資訊洩露。他反覆思考，最後説：“這個辦法可行。”

　　老人叫黃祖洽，是中科院院士，我國著名理論物理及核物理學家。他對前去探視的院士、專家説：“這件事我想清楚了，我們國家以後可以用這個辦法解決核查難題。”並同意等身體康復後，去中科院參加相關報告會。

　　但他這次無法履約。2014年9月7日，黃祖洽因病醫治無效，在京逝世。

　　這一噩耗讓許多人深為震痛。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給科技日報記者發來短信説：“驚悉黃祖洽先生逝世，不勝悲痛。他是我國核武器特別是氫彈突破的功臣，是武器中子學研究的帶頭人和導師，是品德高尚學風嚴謹的優秀科學家，也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辭世是我國科學界的重大損失。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後輩人學習的榜樣！”

　　唯一同時參加原子彈和氫彈研究的人

　　黃祖洽是我國唯一同時參加原子彈和氫彈研究的人。

　　1953年，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提倡中國應開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作。在其建議下，黃祖洽開始從事核反應爐理論研究。短短幾年間，他迅速成長為該領域的專家，為我國首個重水堆啟動和運作做了大量理論研究和計算工作，與物理學家彭桓武並肩成為我國核反應爐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此後他又組織和參與了鈾水堆（用於核潛艇）、石墨堆（用於生産）、元件堆（用於試驗元件）的研究和初步理論設計，為這些反應堆的建造進行了探索。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負責人鄧稼先開始頻頻找黃祖洽商討問題。由於原子彈和反應堆從物理學角度來看很相似，都是由中子裂變的鏈式反應引起，鄧稼先便經常找他討論，最後乾脆把他拉去兼差。不久，錢三強又任命他為輕核理論小組組長，正式開始了氫彈的理論預研工作。

　　那段時間，黃祖洽一面參與研究原子彈研製所需的“狀態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結構的設計，一面參加氫彈的預研，同時還負責指導4名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工作壓力非常大，但他卻勁頭十足。

　　1964年10月，我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對原子彈研製和對氫彈預研認識的基礎上，研究人員只經過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加強型彈和一次原理性氫彈的試驗，便在原子彈爆炸僅僅兩年零八個月後，成功爆炸了我國第一顆氫彈，創造了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氫彈試驗成功的最快世界紀錄。

　　“核武”專家變成大學教授

　　1980年，黃祖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不久後又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正當榮譽紛至遝來時，他卻執起教鞭，受聘出任了北京師範大學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

　　這個決定出人意料，對黃祖洽而言卻並不突然。文革期間，他被送到“五七幹校”進行“學習改造”，那時便開始了對核武器研究工作的反思。他意識到，當時的工作方式對年輕人的培養有很大局限性，另外學校秩序被打亂，也使人才培養面臨“斷層”危機。他希望通過努力，能對這些問題有所彌補。

　　變成教授的黃祖洽深受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不僅因為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也因為他嚴謹求實，不懂之處能虛心向學生請教，絲毫不以為恥。

　　1982年3月，黃祖洽招收了第一個博士研究生，名叫丁鄂江。他認為，這個學生受“文革”影響，受的教育不很正規，但通過自學，基礎很好，而且做學問的態度好，是個難得的人才。在他的指導下，丁鄂江在課題上大獲成功，並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答辯。隨後又去挪威讀博士後，做浸潤相變的研究工作，回國以後起到學術帶頭作用。此後師徒二人合作多年，經常一起討論，互相學習、啟發，還合作編寫了《輸運理論》和《表面浸潤和浸潤相變》兩本書。

　　自1999年起，黃祖洽開始為一年級本科生授課。他從微觀、宏觀、宇觀多個層面介紹現代物理學的前沿發展，希望能幫助同學們激發對物理學的興趣。他喜歡和學生聊天，課後常被團團圍住，時常有些問題讓他應付不來，卻使他樂在其中。他曾對記者説，“遇到答不上來的問題，我只好先回家查資料，下次再回答。這也促使我不斷學習。”

　　從事教育工作後，黃祖洽在科研教學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他兩次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1996年獲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的科技進步獎。2000年以後，他又先後被評為“北京市師德先進個人”和“北京市優秀黨員”。直到近兩年，只要身體允許，他仍堅持站在講臺上。

　　不當功臣又怎樣

　　無論作為物理學家還是大學教授，黃祖洽對待科學的認真勁是出了名的。

　　1955年，前蘇聯答應向中國援助一堆（重水反應堆）一器（加速器），黃祖洽被分在反應堆組，跟隨錢三強、彭桓武等前往蘇聯接受援助項目的培訓。參加工作僅5年的他原本是去學習，卻在對方設計方案中發現了問題。

　　當時蘇聯專家介紹，該反應堆需要63根鈾棒才能達到臨界大小，黃祖洽自己一算，結果卻是56根，相差10%以上。反應堆如果超臨界，將會引發事故。他不敢怠慢，立即向領導彙報，並與蘇聯專家溝通。經過反覆測算，蘇聯專家無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對的。”果然，在該反應堆啟動時的臨界實驗中，他的計算結果得到了證實。

　　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劉寄星對黃祖洽的認真勁印象頗為深刻。1996年，他與人合寫了一本書，用英文出版，送給黃祖洽一本。大約一個月後，黃祖洽找到他，送去幾頁紙説：“我在書裏發現一些錯誤。”他打開一看，紙上既寫有拼寫錯誤，也有數據上的錯誤，寫得密密麻麻。“黃老就是這樣認真，科學上不放過任何小事。”他嘆道。

　　然而在個人名利上，黃祖洽卻十分“糊塗”。

　　2004年黃祖洽80歲生日那天，許多科學家前去祝壽。其中他的一些同事甚至下屬，都被授予了兩彈功臣的榮譽，他卻因自己的人生選擇，與這項至高榮譽失之交臂。後來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卻並不遺憾：“當初我做這些工作，一是國家需要，二是自己感興趣，而並不因為做了它就可以當功臣。當不當功臣又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