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了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經驗，同意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

　　自貿區擴容體現中國改革智慧。早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初，中央即明確要求其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而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先試點，後鋪開”的創新擴散路徑，充分詮釋了中國漸進式改革小型性、試驗性、累積性、示範性等一系列成功因子。

　　目前上海自貿區已初步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四大制度創新成果，具體來説就是：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已經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平穩運作；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基本確立；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導向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基本形成。這些創新成果在自貿區擴容後，當能使制度紅利更好更快地向中國更大的空間外溢。

　　首先，制度創新與其他創新一樣，是動態的迴圈往復過程。也就是説，上海自貿區業已形成的上述成果，不僅是前期創新的“果”，同時也是後期創新的“因”，而自貿區的擴容，將使上述成果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形成更為多樣的創新前提組合。譬如投資管理制度成果與粵港澳自貿區建設相組合，再譬如貿易便利化制度成果與海峽兩岸經貿自由化進程相組合，這類新的前提組合將大大拓展後續創新的可能性邊界，自貿區建設著重聚焦的制度創新，將在“成果累積—創新—再次成果累積—再次創新”的迴圈往復過程中，獲得持續不斷的動力源泉。

　　其次，制度創新與其他創新不同的是，其成效往往很難在短期內立竿見影地體現出來（這實際也正是為什麼上海自貿區設立一年多以來，雖然外界總體評價相當積極，但也不乏質疑之聲，認為未見到多少實質性進展），因此，這就有可能使得任期有限的部分官員或者逐漸銳氣消減，或者乾脆掉頭重回政策優惠老路中去。而自貿區的擴容，至少可通過引入良性競爭機制，以及相對明確的比照對象，部分扭轉不利於制度創新持續推進的激勵機制先天性不足。

　　第三，某些特定領域制度創新必須經過更高層次、更廣泛領域一體通行，才能較明晰地觀測到可置信的試驗結果。僅以金融領域制度創新為例：一方面，其所需要的前提條件往往非一城一域所能提供，如高水準的監管體系及多樣性的市場需求等等；另一方面，其所引致的遞延效應，也為資金天然具有突破監管有效邊界的高度流動性與衍生性，而更難被嚴格圈禁在一城一域的範圍內。自貿區的擴容，則可以在現有試驗基礎上，幾何級倍增地提高金融創新試驗的可行性與普適性。

　　因此，自貿區擴容不是簡單的一加三或者一乘三。我們希望並且相信，通過這次自貿區擴容，“一枝獨放”盡可能快、盡可能好地催發“萬紫千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