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已達1.2萬億元，其中財政科研經費5000億元，居世界前列。但科研領域亂象叢生：科研風氣“浮躁化”、項目申請“行政化”、經費落實“功利化”……不僅大大影響科研活動，也使科研投入效率低下。

　　科研經費按“牌子、帽子、位子”分配

　　武漢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授黃濤説，有些科研人員拿到課題經費後，寫一篇論文就能交賬，還能評職稱，“一舉兩得”。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主任趙振宇説，有的學者同一本書換幾個名字出版，就可當成不同的課題成果，讓人不齒。

　　“官大學問大，權大經費多”也成為普遍性問題。科研經費七成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三成“撒了胡椒面”。能夠拿到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二等獎的大多是“學術大佬”，少有年輕人。黃濤説，一些年輕人為了爭取課題，只能“拉大旗扯虎皮”，挂上領導大名領銜申報。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鐘書華説，大學體制強調行政治校，因為資源配置、決策權都與行政權力有關，所以有些老師“搞成果為了當官，當了官成果更多”。

　　華中師範大學一位教授説，有些院士用兼職的方式到學校當“買辦學者”，利用名頭壟斷項目資源和大筆經費，再將具體項目“分包”給“小毛刺”學者，自己坐收大頭。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非“牛校”等因素制約了學校的整體發展。“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我們全省能拿到的，還不如一個浙江大學。一些科研項目多的院校‘拿錢買人’，造成我校人才大量流失，逐漸被邊緣化。”東北某大學一位處長説。

　　 科研圍著課題、部門轉

　　科研風氣“浮躁化”、項目申請“行政化”、經費落實“功利化”等問題大大影響了我國的科研活動成效。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的統計顯示，我國有320多萬名研發人員，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創新能力僅排世界第19位；我國國際科學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賺錢”的卻很少，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宏廣表示，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我國專利佔全球80%，但利潤排名前20的專利一個也沒有。而在醫藥行業，我國九成是仿製藥，從1949年到2008年，50年來仿製藥獲得的利潤還不如國外一個新藥利潤多。

　　一位受訪企業家説，近8年來，我國科研資金投入已經接近3萬億元，但市場上叫得響的新成品、新技術仍然太少。每次看到科技、教育主管部門拿著厚厚一摞項目申報表，不禁想問：這麼多項目你們管得了管得好嗎？

　　一方面，科研活動的“論文導向”使得科研成果以發表論文作為主要衡量指標，成果能否轉化不受重視；另一方面，“缺少産權保護”“立項脫離市場”“重立項、輕評測”等問題，也使科研行為“功利化”“浮躁化”。

　　南京某大學一位副院長説，“300多萬科研大軍寫論文，僅有萬分之幾的科研經費用來做産品。”科研不是圍繞市場轉，而是圍著經費轉、圍著部門轉。這種扭曲的體制是困擾科研創新的根本原因。

　　國務院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認為，科研經費使用實質是財政分配問題。由各級財政集中資金，然後分撥給各個部門，再向下撒胡椒面的做法，不僅浪費低效，而且容易腐敗。

　　“以産品為導向、去行政化”或可用活科研經費

　　針對科研經費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專家建議科研立項應貼近市場，以産品為導向評價科研，最終實現經費管理去行政化等。

　　于學軍認為，我國2013年財政科研經費高達5000億元。如果停止條塊分配財政經費的做法，可以節省不少錢。

　　王宏廣説，要切實改變創新驅動與經濟發展“小馬拉大車”的關係，就要杜絕“盲目跟蹤、會什麼做什麼”的現象。科技創新要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技術需求，科研項目應該來自市場和企業，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什麼就做什麼。

　　鐘書華建議把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分開。一方面，在項目申報、經費分配環節減少行政官員、“學閥”“學霸”的干擾；另一方面，變“以論文為導向”為“以産品為導向”，加強科研與經濟的關聯度。

　　中國機器人産業聯盟董事長、新松機器人總裁曲道奎建議，應把分散的項目補貼改為建設公共、公益性研發平臺、測試平臺、創新平臺、檢測平臺。公共平臺大家都用，也是一種市場機制。財政的錢支援企業創新，應該變“前補貼、前支援”為“後補貼、後支援”，使沒有實力的企業不敢拿，有實力的企業完成項目後心安理得地拿，起到二次調節作用。

　　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王冀寧指出，要謹防改革在執行中變相走樣。從發達國家經驗看，必須形成管錢、分錢、監督三方分離的體制，徹底改變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狀況，同時要防止改革成了近親繁殖、繼續壟斷資源的手段。在經費使用上，引入社會監督；在成果考核上，以産生的經濟效益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