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相對安全、操作簡便，心臟支架近年應用廣泛，但其使用量的過快增長同樣引起全球關注。受訪人士認為，我國治理心臟支架濫用初見成效，但仍需在研發環節、使用環節加強管控，從源頭遏制行業亂象。

　　使用增長快價格懸殊大

　　心臟支架被濫用的比例究竟有多大，目前還存在爭議，但一些本不該使用支架的患者被植入支架，卻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共性現象。

　　2012年，在南京舉辦的有關國際峰會上，美國、義大利等國的心臟科專家説，幾乎每個國家都存在病人不該放支架而被放了支架的情況，歐洲的比例約為10％到15％，中國的這一數字更高。

　　中國醫療外科植入專業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左右，我國心臟介入支架手術每年增幅基本處於50％，2008年增幅開始放緩。同樣來自這家機構的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2萬例，2011年這一數據已增至40.8萬例。

　　受訪人士稱，支架使用量的增長與心血管病發病率增長、支架手術漸趨成熟有關，也不排除利益驅動下不適宜做心臟支架手術的患者被植入支架、被過多植入支架的現象。近年，相關報道已頻頻見諸報端。

　　記者走訪山西幾家醫療機構了解到，一個幾毫米大的支架，國産多為數千元，進口數萬元不等，價格懸殊源於進口支架殘次率低於國産支架。而一個支架的利潤究竟有多大，一些業內人士對此避而不談，北京阜外醫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醫生只是説，一場心臟介入手術下來，主治醫生按規定能夠獲取的診療費僅數百元，遠不及一個支架的收益。

　　支架使用有隱患是否濫用難界定

　　對於是否需要植入支架，很多患者都猶豫不決。受訪人士認為，表面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是醫患資訊不對稱所致，實際卻是對醫生醫術、執業理念和醫德的考量。

　　山西省心腦血管醫院一位專家介紹，心臟支架手術是治療冠心病的有效手段，術後一般都要配套服用抗凝藥物，這類藥物有引起出血的可能；支架本身也能造成血管堵塞；支架一旦植入則取不出來，它給患者的精神壓力、諸多不便是伴隨其後的。

　　據介紹，為將副作用降到最小，近年國際醫學界已研製出高級可吸收的支架。而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支架使用，卻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難題。

　　受訪人士認為，由於涉及誰來判定、是何標準等問題，支架是否濫用較難界定。“手術需要配合造影同時進行，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支架、使用幾個，都需要醫生在極有限的時間裏做出判斷。對於熟練的醫生來説，連診斷帶治療只需要在半小時內就可以結束。而這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短短半小時，對醫生的醫術、醫德是一個嚴峻的考量。”山西省心腦血管醫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説。

　　受訪人士分析説，除了醫術的高低之分，不同的醫生理念不同，比如有的醫生就認為需要大修，有的認為能使它運作就可以，到底哪個是對的，是否存在矯枉過正，不好下結論。

　　山西省衛生廳專家劉洋介紹，中世紀文藝復興後，西醫取向過度追求精細、探源、機械的特點已經遭受反思，國際醫學界開始重新關注從整體、宏觀對症治療。很多實例也證明，一些冠心病患者完全可以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行為嗜好來緩解病情，如果適應症不明顯，他們根本不需要在心臟內安放支架。

　　加強醫學人文教育提升支架核心技術

　　受訪人士認為，近年衛生部對實施心臟支架介入手術的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和診斷項目實施“三準入”，支架濫用初步扭轉、使用更加規範，但“治本”仍需不遺餘力。

　　第一，加強對醫療從業人員的人文教育。“衛生部在三方資質上做出嚴格限制，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心臟支架手術的品質安全保障，實效也較明顯。”劉洋説，但治本之策仍在於醫德教育。他認為醫學不能背離人文，如果專注于具體的操作領域而忽視了對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將會導致整個社會對醫學界的信任，目前相關課程設置在我國醫學院校普遍缺失，這一現狀應引起重視。

　　第二，參照國外做法，對安放支架制訂更加嚴格、更加具體的標準。如新加坡對支架的醫保報銷就有嚴格的規定，超過3個支架醫保部門則不予報銷，實施手術的醫生還要向專門機構陳述理由，這種做法可資借鑒。另外，南京近年也已引入了國際最新的支架使用判斷標準，通過測試患者血流準確判斷一個人心肌是否正常，當地一家醫院使用這一標準後支架病人減少了三分之一，但目前國內能做引入這一標準的醫院僅有上百家，因測試費用較高，很多患者難以承受。

　　第三，重視支架國産化環節。藥監部門人士認為，幾年前一種國産藥物支架上市銷售後，把同類進口産品的價格打下來一半還多，而這種藥物支架即便在醫療器械業很發達的日本也還是完全依賴進口，因此我國在心臟支架領域的生産力並不悲觀。心臟支架技術需要較大的研發和推廣成本，建議政府鼓勵研發、加大資金投入的同時，要進一步提高技術門檻、制定更加高標準的品質管理條例，提高國産支架競爭力，為患者和國家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