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總編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執行主編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推出新著《第四次革命：全球競爭如何重塑國家》，對西方國家發出警告，認為日益膨脹的公共權利政策造成巨大財政負擔，反過來又威脅到公共權利，這是代議制民主帶來的負面後果。作者指出，西方國家必須“瘦身”，並借鑒來自東方的創新啟示進行“第四次國家革命”，否則將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處於下風。

　　導致“權利危機”

　　米克爾思韋特和伍爾德里奇認為，過去500年來，國家功能與角色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幫助歐洲和美國成長為世界進步的主要推動者。這一系列革命可以稱為“三次半革命”：第一次革命在16和17世紀出現，給歐洲帶來內部秩序和外部競爭，革命的代表者是托馬斯·霍布斯；第二次革命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革命，以精英階層領導的“小政府”為標誌，代表者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第三次革命是20世紀初的費邊主義，造就了現代福利國家，代表者是提倡自上而下社會改革思想的比阿特麗斯·韋布。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裏根領導的市場型政府的回歸，代表了一場規模小但同樣重要的變遷，有點像“半次革命”。上述革命每次都曾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國家的用途是什麼？

　　自“半次革命”到現在，儘管人們大談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以及“撕破安全網”，但歐洲和美國都是“大政府”。在美國，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到喬治·W·布希的每一任總統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的膨脹。

　　作者認為，大政府加代議制，扭曲了發達國家的正常運轉。一方面，為贏得選民支援，民主政府越來越多地許下承諾，盡可能回應選民要求增加權利、減少稅收的呼聲；另一方面，發達世界佔主導的福利國家制度開支失控，財政不堪重負，造成“權利危機”：原本為公眾謀福利的公共權利政策造成巨大財政負擔，財政面臨破産風險，公共權利反而由此受到威脅。

　　比“權利危機”更嚴重的後果是“民主危機”。米克爾思韋特和伍爾德里奇認為，西方民眾對政府的態度是一種有害混合：一方面對政府依賴，另一方面對政府鄙視。依賴迫使政府承擔過多責任而不堪重負，鄙視則使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把每一次挫折都變成危機。

　　東方創新啟示

　　米克爾思韋特和伍爾德里奇認為，亞洲國家領導者在國家革命方面的表現似乎優於西方同儕。其中，中國和新加坡尤為值得關注。

　　作者表示，中國創造了直接挑戰西方自由市場和民主信仰的新政府模式。該模式通過出售成千上萬小型國企同時保留100多家大型企業的國有股份，首創了“國家資本主義”。此外，中國挑選公務員的方式也值得學習，它從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古代的精英統治原則。另一個在政府創新方面值得關注的國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實行社會保險體制而非社會援助體制，保持了對辛勤工作和為社會作貢獻的激勵：政府管理中央福利備用基金，人們從該基金中提取的金額的90％與其繳納的金額相聯繫。新加坡政府有能力招募到最有前途的人在公眾部門工作，把知識精英吸收到公務員隊伍中，創造了可以説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行政機器。

　　作者總結，西方國家的債務負擔不可持續，加上亞洲國家發展模式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挑戰，使西方自由民主危機日益逼近，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

　　“第四次國家革命”

　　米克爾思韋特和伍爾德里奇説，發達世界必須擁抱“第四次國家革命”，把規模更小、效率更高的政府作為目標。

　　“第四次國家革命”內容廣泛，涉及利用技術力量提供更好的服務、從世界每個角落尋找更聰明的想法以及消除過時的慣例。不過，其核心涉及恢復兩個自由思想的力量：一是自由精神，多重視個人權利；二是民主精神，減輕國家的負擔。國家承諾太多，會在公民中間造成“瘟疫”和依賴性。作者指出，只有通過減少國家承諾，民主才能表現其最好的本性，即靈活性、創新和解決問題能力。

　　作者強調，前三次國家革命都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第四次國家革命”將更加艱難。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成敗參半即是例證。“第四次國家革命”會迫使許多人重新考慮福利國家和民主實踐，而説服人們相信一個提供較少福利的小政府將更加強大並不容易。作者告誡，給民主施加自我否定很難，特殊利益集團會借此煽動，議員亦不會輕易放棄腐敗選區，而“裙帶資本主義”則會為獲得補貼展開殊死搏鬥。

　　作者認為，無論怎樣，改革者都應推進這個革命：第一，無動於衷代價巨大。如果早期現代歐洲拒絕建立國家機器，或20世紀初的歐洲拒絕為窮人提供服務，歷史便不會是今天的樣子。同樣，若不改革，現代福利國家會在自身壓力下停滯不前。第二，不可不可失去機會。推進“第四次國家革命”將獲得戲劇性回報，任何國家利用好創新力量都會領先於同類國家。第三，推進改革是順應歷史潮流。它涉及自由和個人權利——它們曾是推動歐美前進的兩大動力。

　　觀點引來熱議

　　米克爾思韋特和伍爾德里奇認為，2l世紀無疑將受到國家模式競爭的影響。誰贏得這場引導現代政府的競爭，誰就有機會主宰全球經濟。

　　《第四次革命》一書出版後，立刻引發西方輿論廣泛關注。英國前高等教育大臣沃爾登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稱，這本書包含的資訊既簡潔又嚴肅，假如國家對太多人承諾太多事情，“憤青”就會增多，民主就會被損害。該文評論説，除非刺破國家的膨脹外表，否則財富就可能縮水，權力就可能下降，而“更加專心但不那麼民主的政權就會奪走指揮權”。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則並不十分認同《第四次革命》的觀點。他認為，兩位作者對於西方需要改革的呼籲是對的，西方國家需要在公共服務中採用新的技術，重新審視福利支出，但政府規模不是問題的一切，效率才是關鍵。他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權力變遷削弱了政府才是其真正需要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