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會流傳的各種對霧霾天的議論，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毅這樣看：“公眾對藍天的期待可以理解，但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們應該對其環境與發展的關係有清醒認識。”

　　“PM2.5不是某一種污染物，是大氣複合污染的綜合反應，也是大氣環境品質的綜合表徵，更深層次來看，是我們過去只重點控制部分污染物、較少考慮區域性污染問題以及污染排放增長過快並超過環境承受能力的結果。”作為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王毅對霧霾的態度可謂相當冷靜，“快速發展了幾十年，污染問題積累了幾十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霧霾問題。”

　　“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經歷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現代化歷程。”在王毅看來，當前，我國的資源環境問題已形成全球有史以來最為綜合複雜的格局，只有構建科學有效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才能為解決包括嚴重灰霾污染在內的重大資源環境問題奠定良好的制度和行動的基礎。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提出了5年全國空氣品質總體改善的目標。對此，王毅表示，不止5年，未來10年，都將是我國資源環境保護最艱難的時期，而這10年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最關鍵時期，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需更加關注。

　　“從霧霾治理來看，最根本的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産業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轉型以及可持續消費方式的建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王毅説。

　　“從立法到規劃、實踐，監管、評估，每一步都要實現精細化管理，需要系統的創新，最終要形成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才能徹底解決霧霾問題。我們必須看到，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創建制度體系會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任務緊迫而艱巨。”王毅表示，一方面，必須克服傳統體制機制障礙、破除各種既得利益束縛、解決新制度的理論難題，完成頂層設計，並在實踐探索過程不斷完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共識、科技的創新、收入水準的轉變都給創建生態文明制度提供了機遇。

　　“因此，未來10年，我們有必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抓住歷史性機遇，圍繞長遠目標，制定推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有效戰略、實施步驟和支援政策，為塑造一個系統完整、運轉高效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和治理模式而共同努力。”王毅説。

　　“治理始於制度，霧霾止于行動。”王毅認為，僅有制度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凝聚全社會的共識和採取共同的實際行動，不斷提高制度執行能力和治理能力，改善政策實施環境。

　　作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毅對《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一共才徵收到寥寥數百條意見感覺十分意外，“全社會都關注霧霾天，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法律修訂，卻沒有太多人積極參與其中呢？當前，公眾對環保還要有更高的認識、具體的行動。”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制定了完善目標和措施，但‘大氣十條’本身不能帶來清潔空氣，需要有關部門的努力，也需要全社會包括每個普通人的積極行動。”王毅説。

　　“客觀地説，我國社會的環保意識仍處於初級階段。”王毅表示：“對於霧霾問題，我希望看到公眾共同為環保出建議，共同參與大氣污染治理。提出問題和批評固然重要，但是中國更需要能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案的NGO，幫助公眾不斷提高環境意識，而不僅僅是批評和抱怨，需要從‘我為祖國測空氣’到‘我能為藍天作貢獻’。”

　　“公共參與必須有程式保障。要讓公眾知道該如何參與，看到參與結果，形成良性迴圈。”王毅強調，必須落實《環境保護法》的各項基本原則和制度，並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案中有更具體的體現和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