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擔任科室領導職務和很多社會學術機構任職，白天經常有很多事務性工作要處理和協調，卞修武只能常年“五加二”“白加黑”，經常都要工作到淩晨3點左右，甚至通宵達旦。

　　幾年前，他左臉突發面癱，左眼眼瞼不能控制。他就想出一個辦法：用膠布將左眼的上下眼瞼貼住，繼續搞實驗。為了搞研究，卞修武還弄丟了自己的車。一次，他為了準備申報科研課題的材料，吃住都搬進了辦公室，連續3天通宵達旦整理材料。早晨，他準備開車去複印材料，才發現門外的車不見了，但為了趕材料，卞修武沒能及時報案，錯過了尋車的最佳時機。

　　正因為這樣，在卞修武的研究生們眼裏，老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鐵人”，“按説我們比他年輕那麼多，可就是熬夜熬不過他。”“他就像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每天開足馬力運作，而吃飯和睡覺則更像是‘機器過熱’或者‘電力不足’的時候才偶爾停下來做出的修整。”但卞修武則輕描淡寫，“其實我也困，但我必須撐著。”

　　記者注意到，卞修武的成功除了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追求，還擁有比常人更強的超前意識和勇氣，把一次次的不可能變成可能。

　　他的學生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2011年冬天，他的一個學生在週三實驗室學術會議上彙報了一篇乳腺癌HIPPO信號通路的文章，該文章源於義大利著名實驗室並已發表在《細胞》雜誌上。彙報結束後，他卻提出質疑，對於兩個轉錄因子TAZ、YAP的作用有著不同見解。他認為YAP的作用絕非文章中認為的沒有意義，而應該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深入研究YAP在其中的作用，肯定會有更大發現。對此，多數人都不以為然，因為《細胞》的文章往往都是以巨大工作量著稱，作者敢於提出YAP作用極小，肯定是基於紮實的實驗數據，而且乳腺癌與其他腫瘤之間差異明顯，與卞修武擅長的膠質瘤研究也存在極大差異。

　　然而，到2012年冬天，見證奇跡的時刻到了——《自然細胞生物學》雜誌上刊登了來自MD Anderson實驗室的文章，清楚闡述了YAP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結論與他的預測完全一致！

　　卞修武承擔了大量繁重的教學任務。為此，他的學生們總是很心疼，想著要幫老師做些什麼，可他每次都拒絕了，他總是堅持自己備課。經常是當他忙完一個課題申報，才開始進行備課，剛備完課就已經天亮，抹抹臉，夾著課本就上課去了。

　　姚小紅回憶道：“對給本科生上的課，老師可以説已經爛熟於心。可是，他每次上課前都會認真修改，特別是幻燈片，每年都不一樣，每年都有新東西。也正是這樣紮實的備課，他能把晦澀難懂的病理學講得妙趣橫生。”

　　正因如此，他成了學生們最喜歡的老師之一，越來越多的學生投入他的門下，並且留下來，充實到他的科研團隊中，他也因此獲得了軍隊院校育才金獎。

　　平軼芳曾是一名專升本的學生。在聽了卞修武的課後，她對病理學産生了濃厚興趣。可是很多導師並不喜歡招收專升本的學生，覺得他們基礎不好。她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找到了卞修武。聽完她的想法，卞修武鼓勵她説：“只要你選擇了這條路，並能一直堅持下去，那麼不管你以前基礎如何都沒有問題。”事實證明，卞修武獨具慧眼。2004年加入團隊以來，平軼芳以“腫瘤幹細胞與血管新生”為研究方向，逐漸成長為科研骨幹。在國內外産生強烈反響的腫瘤幹細胞觸發和參與血管新生的“三通路”假説就是主要由她和姚小紅髮現並完成的，而她也成長為全國青年崗位能手、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獲得者和中國病理研究傑出青年獎獲得者。

　　余時滄是第三軍醫大學2002級碩博連讀研究生，師從新橋醫院呼吸科錢桂生教授。攻讀博士後時，他的導師就極力向他推薦卞修武。同時，他的愛人也向他推薦了卞修武。當時，余時滄就想，“能得到一老一少這麼認可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帶著好奇，他來到了這裡，親身感受到了卞修武的人格魅力：細心、嚴謹、和藹。他看到，對每一名學生，卞修武都會手把手的去教，大到專業知識、課題的方向和思路，小到一個錯別字和標點符號，甚至是一張幻燈片是否美觀，他都會認真指導。

　　“記得有一次我做的幻燈片圖很大，字很小。卞老師當面給我指了出來，告訴我幻燈片就相當於研究人員的臉面，必須要注意細節，把握美感。”余時滄説。

　　出於對卞主任的崇敬，和對醫學科研的熱愛和追求，他放棄了回到臨床科室做大夫的機會，回絕了某軍隊醫院做臨床科室主任的邀請，紮根醫學基礎科研。做研究以後，余時滄每天加班到淩晨是家常便飯，經常和卞修武通宵討論實驗、修改論文。如今，他已是這個973項目第三課題組的學術骨幹之一，並獨立帶領一個研究組，對腫瘤幹細胞的侵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卞修武愛好很廣泛，想當年也是一位文學青年。他最得意的文章是一篇自己的作文，名為《沛濱之秋》，讀來感人肺腑。然而，從事病理研究之後，他便只有科研這唯一的愛好了。如今，他也在不斷影響著他的同事和學生。

　　記者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華人剛剛移民到歐洲，買了一處房子需要裝修。這天，開始刷墻。那位刷墻工從早上8點開始工作，一直幹到下午4點，整個房間幾乎刷完了，就剩下門口巴掌大的一塊墻沒刷。刷墻工一看已經4點了，於是收拾東西就準備下班。華人奇怪地問道：“就剩下這麼一點了，你不刷完嗎？”刷墻工回答：“對不起，我們到點必須下班，我還要回家和家人團聚。”“我可以付加班費。”華人説。“你給再多錢，我也不幹，再見。”刷墻工堅定地回答。

　　刷墻工的故事其實是歐美國家工作習慣的一個縮影。在歐美國家，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絕大部分人到點就下班，絕不會去加哪怕一分鐘班。在國外生活慣了，剛回到國內的錢程、崔有宏、張廈等人十分不習慣卞修武這個團隊的工作模式——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淩晨，甚至通宵達旦。

　　“為什麼下班了還要開會？為什麼下班了大家都不回家？為什麼要佔用我們的休息時間？”一段時間裏，幾位“海歸”對卞修武表達了各種不滿，抗議這種“不人道”的行為。然而，卞修武卻説：“我們也不想加班，但是現在科技發展這麼快，我們過去的科研基礎弱，如果笨鳥還不先飛，就會永遠落在世界的後面。”

　　“海歸”們理解了卞修武們為科研獻身的情懷。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也“拖班”了。慢慢地，他們也開始習慣了晚上開會，開始習慣了工作到淩晨，甚至通宵達旦……

　　這些年，所有團隊成員們都被改變了。平軼芳説：“以前我們只在白天工作，但是在卞老師的影響下，晚上都會工作，而且第二天也會正常來上班。這本來就是一個鍛鍊的過程，現在到我們實驗室來看，晚上12點都會燈火通明，幹活的人很多。”

　　由於科研工作繁忙，姚小紅只能每天最早上班、最晚休息，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工作上。想孩子的時候，就讓丈夫把孩子抱來科室，湊合著看上幾眼；每天晚上回到家，孩子早已入睡，只能靜靜地看看熟睡的孩子。

　　經常加班的平軼芳也時時會覺得愧對女兒。記得有一次她下班早，回到家中，對4歲的女兒説：“今天晚上和媽媽一起睡吧。”沒想到女兒竟然説：“媽媽，都是姥姥在養我，我跟姥姥一起睡。”“姥姥不是才打過你嗎？”“那是我犯錯誤了，我不跟你一起睡，你每天那麼忙，我都看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