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恩摯

　　經過二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之後，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地渴望法治。

　　十八屆四中全會于23日下午在京閉幕。此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依法治國”提到了中共執政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各界廣泛的關注。

　　我們知道，法治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治本之策”。從經濟的視角來看，法治有兩個重大意義：

　　一是，法治可以提高經濟運作的效率。實踐證明，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往往比政府更有效率。這些年，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社會也長期處於一個高成本運作的狀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官員們的權力過大，越俎代庖。比如，在一些地方，要做一個房産項目要蓋一百多個章，這必然會滋生腐敗，影響到企業，影響到經濟運作的活力和效率。

　　為此，去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一個重大戰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希望以此提高經濟的效率。不言而喻，這就必然要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明確權力的邊界，防止權力濫用。

　　不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防止權力濫用比簡單的劃分權力邊界（權力清單）難得多。要想讓官員的權力，特別是高級官員的權力得到有效約束和監督，僅僅自上而下的監督是不夠的。管理層還應該通過推進民主政治、輿論監督及“權力陽光下”實現自下而上的監督，同時，要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形成不同權力部門之間的制衡。其核心的邏輯是，通過制度安排把“利己需要先利百姓，先利社會”的機制在官場生根發芽。這些制度和機制的形成都有賴於法治的力量。

　　二是，管制越少，經濟越市場化、自由化，越需要法治作為保障。當“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市長經濟”也隨之向“市場經濟”轉變。這個轉變必然對配套法治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放眼全球，我們知道，哪的規則和法律更公平、公正，能夠更好地保護財産權，讓參與者更有安全感，哪的市場便更具包容性，更有活力，能夠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投資。長遠來看，不同經濟體之間，歸根到底比拼的也是法治。由此來看，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議題“依法治國”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相呼應的，也是執政者深化改革的必然選擇。

　　為此，經濟學者劉勝軍前陣子提出“過去30年主要是搞經濟，未來30年搞法治”，我頗為認同。

　　這幾天，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之際，有研究機構在分析哪些股票是依法治國概念股。其實，結合上述分析可以肯定，若法治建設能取得重大進展，A股全部股票都是依法治國概念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