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國內多省市採訪獲悉，雖然曾經享受過稅收、土地、水氣電優惠，但目前一些外企卻遭遇不少管理體制障礙。

　　審批複雜監管簡單

　　成都市投資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李亦和外資審批處處長龐文中反映，不少外企認為中國法律政策中審批、管制太多：比如西門子公司認為針對外資的審批政策太複雜；一家美國醫藥企業説，在中國拿一個抗癌藥物的批號需要6年，但很多中國藥企卻在倒批號。成都一家外企反映，儘管當地政府部門審批效率高，股權變更等手續也要一個多月才能辦好，而放在其他地方一般要半年才能辦好。

　　國內一些産業指導目錄對外資也管制頗多。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陳玉東舉例説，雖然國內報警器産業是充分競爭、完全民用的，但投資目錄卻是管制的。

　　蘇州市商務局外國投資管理處處長徐元吉認為，我國目前使用的是審批制+産業指導目錄的模式，即對允許準入和限制準入的行業一律實行審批制；其中限制準入的行業還要按照不同的産業政策履行各種前置審批。這是一種程式性規範(行政審批程式)與實體性規範(行業政策)疊加的二元結構，多個行政機關依據不同的程式性規範和行業門檻，對外資進行普遍的多元行政審批。

　　與複雜的審批相比，事中事後監管卻相對簡單。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王志樂反映，很多外企以為審批和監管都是商務部門的事，但實際上按照目前的外資管理體制，對外企監管的部門和制度實際上和對國內企業監管是差不多的，這種重審批輕監管的環境，讓政府少了“去審批化”改革的動力。

　　法律落後政策模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相繼出臺，但現有涉及外資的法律體系已跟不上時代變化。

　　徐元吉認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制定實施的外資三法，現在不但部分條款與其他現行法律衝突，而且法理邏輯性、作為特別法的調整對象和範疇、對經濟發展現狀和改革目標的適用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認為，涉及外資的金融管理改革有的很難執行。比如跨國公司人民幣跨境雙向使用的業務，跨國公司母公司下面兩家公司，不能直接向對方借貸，必須通過銀行；後來人民銀行同意改革，集團母公司可以在自貿區設計一家新企業，由這個企業當仲介，兩家可以通過它借貸。但是企業卻反映這樣提高了成本，原來需要交一筆營業稅，現在是兩筆，還不如找銀行。

　　王志樂説，現在除了外資三法，一些涉及外資的部門規章制度和産業指導目錄，都是各部委自行制定的，裏面交叉重疊很多。

　　此外，不少外資企業反映我國制度政策透明度、穩定性不夠。上海美國商會的《2013年度中國商業環境調查》顯示，72%的企業稱不明確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給它們帶來了困難。

　　“出臺一個法律文件，很多外國人看英文翻譯都看不懂，要我們解讀。”朱民説，“有個針對外資旅行社的例子，其中法律條文説‘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合資旅行社從事台灣以外的旅遊’。外國人和我講，一開始以為‘符合條件’的意思是沒違法的，後來一查才知道是指設立兩年以上的，他們問為何不直接寫清楚呢？”

　　負面清單宜統一

　　專家呼籲，要以外資三法修訂並軌作為下一輪外資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和前提，以負面清單改革為抓手，厘清産業指導目錄與部門規章限制，減少事前審批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為外資適度“鬆綁”提升其積極性。

　　王志樂説，外資三法修訂的最核心內容，就是適應下一步將全面推開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商投資管理模式。他認為，未來如果要想加大外資在華積極性，可以考慮將外資三法與公司法進行並軌，未來外資、中資企業管理最好能夠統一。

　　徐元吉建議，制定全國統一的負面清單，清單外搞單純備案制，清單內搞行業審批+商務備案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國搞統一的負面清單，外資産業指導目錄和相關部門規章存在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面對目前各地政府“負面清單熱”，一些商務部門官員認為，各地不能各自為政。如果現有相關行政審批制度、市場開放限制及其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存續有效，地方負面清單沒有上位法律或者高階法規支撐保障，就將無法奏效，各搞各的，可能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

　　上海自貿區的一位官員説，各地政府單獨做負面清單是有風險的，因為沒有法律支援，外資涉及法律問題將很難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