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公權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讓法治釋放改革新紅利

　　社會各界期盼四中全會提升市場效率

　　編者按：

　　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將於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社會各界對此次會議充滿期待。各界普遍認為，依法治國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對於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釋放新的改革紅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從今日起，本報將推出“聚焦依法治國”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對於正面對多重風險挑戰和改革發展繁重任務的中國，今天(10月20日)起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無疑有很多讓人期待的理由。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人士認為，在中國經濟錯綜複雜步入改革“深水區”的當下，提高國家整體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將是下一階段改革的重心所在。

　　大局

　　依法治國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時代在呼喚。

　　“我國經濟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和權利意識日益增強，再像過去那樣運用權力思維、行政思維甚至人治思維來管理國家和社會已經不行了。”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説。而專家們普遍認為，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從粗放發展階段轉向科學發展階段，必須通過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傾向；改革進入“深水區”，必須通過法治形成更加規範有序推進改革的方式；社會進入“轉型期”，必須通過法治化解當下社會問題複雜性與應對方式簡單化之間的矛盾。

　　對於正處於“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中國經濟而言，建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上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無疑對於化解經濟發展和轉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次針對依法治國重大部署做出頂層制度設計，著眼于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成果，從中國國情出發，勾勒出法治國家必須遵循的準則、原則和方向性的行為指引，是中國進入現代化時期走向法治國家的指南針，對於市場經濟改革的全面深化，對於當前拉動經濟增長，走出經濟增長下行的困局，都會釋放很多紅利。”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依法治國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套科學的制度設計，更是一場自覺的社會實踐。預計四中全會後，政府權力的界定、行使、監督會相應明確，法院的司法改革也將大刀闊斧，對於推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金公司表示，目前，中國市場所隱含的股權風險溢價持續攀升並達到歷史高位，所反映的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經濟增速持續下降、經濟活力不強、結構失衡、可持續性飽受懷疑等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於中國企業和居民所面臨的制度環境。目前政府與企業的邊界、權力與市場的邊界缺乏清晰的界定，無章可循或有章不循，導致經濟運作成本高企，活力不強，可持續性遭疑。“依法治國”有望降低企業經營環境不確定性，降低中國資産的風險溢價。

　　“經濟上要想上一個大臺階有賴於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向改革要紅利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要讓市場更有效率，前提條件就是法治和治理水準的提升。只有讓公平更加凸顯，減少過多的行政干預，減少腐敗現象，才能提高市場的整體運作效率，使生産力得到釋放。

　　重點

　　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

　　對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言，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重構公權力，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將是此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核心所在。

　　劉俊海對記者表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首先要實現科學立法與規範執法。“要進一步做到科學立法，實現立法科學化。過去，部門利益往往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立法機關在編制、經費上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經常出現委託行政機關立法，行政機關部門起草法律往往是跑馬圈地，部門利益法律化。同時，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強，過於原則化。

　　他強調，要規範執法，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對於行政監管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而對於公民來説，則應當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要框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打造服務型政府，打造法治、透明、廉潔、勤勉的政府。要嚴格按照法治的原則，規範政府的權力，真正把政府的行政權關進籠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法治是“保民”“治官”的統一體。在法治的框架下，規範政府行為、規範行政權力，有助於在制度上預防和清除公務員的道德風險以及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提升政府公信力。規範執法的關鍵是公權力的重構，壓縮審批權，能不審批的儘量不審批，只有為了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才能例外，並且應當進行嚴格解釋。另一方面，要賦權，賦予行政監管事中事後監管權，形成監管機構之間的無縫對接，建立跨市場、跨地域、跨産業、跨部門的24小時全天候的360度全方位的市場監管資訊查詢和應用體系。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過去10多年，雖然把政府職能轉變作為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但由於政府與市場關係邊界的模糊，政府保留了比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行政配置資源的格局很難改變。他認為，應當加快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立法。確立以政府與市場關係立法帶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思路，從修改完善企業國有資産法律體系、國家宏觀調控法律體系、市場監管法律體系等入手，厘清政府的職能邊界，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此前關於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情況的調研報告顯示，國務院對削減行政審批項目提出了明確的數量要求，這是必要的。但減數量不是目的，目的是按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議繼續堅持目標引領和問題導向，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厘清市場作用與政府職能的邊界，對經嚴謹分析論證確應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堅決取消，切實糾正有的部門避重就輕，放虛不放實、放小不放大的問題，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

　　效應

　　企業期待改革紅利

　　對於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無論是學界、企業界，還是投資機構，都充滿了期待。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李大霄表示，資本市場離不開法治建設，資本是最有活力和衝動的，但是只有建立在法治上才能最大化發揮其效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資本市場將帶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中國市場首次真實的牛市也將因此而誕生。他認為，隨著整個國家法治水準的提高，作為基礎元素的上市公司治理水準也會得到提高，證券市場由於法治不健全出現的損害投資人權益現象將得到有效遏制。

　　劉俊海則表示，現在資本市場缺乏對於法律的信仰和敬畏，要激活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必須先激活其投資功能，而要激活投資功能，必須弘揚股權文化，激發全市場對於法治的信仰和敬畏“內幕交易、虛假陳述，掙快錢，置法律于不顧，實際上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包袱。”資本市場應當是法治釋放改革紅利的第一塊試驗田。提高資本市場的“法商”意識，企業界要重視法律服務消費。

　　“非常令人期待。”中文傳媒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傅偉中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對於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而言，將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性質，用法治和市場的規則來推動企業的發展，市場邊界會更加清晰，也有利於國有企業在同一個軌道和民營企業進行競爭。（記者 吳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