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有約

　　黃宇紅令人眼前一亮：白色純棉上衣配一條米色職業裙，簡潔清爽，知性幹練，她眼窩深凹，散發出一種異域風情。

　　“有人説我長得像外國人，所以我勇敢地走上了國際舞臺！”黃宇紅朗朗一笑。作為中國行動通訊有限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長，十幾年來，她見證並參與了中國行動通訊在1G/2G跟隨、3G突破的發展歷程。更為難得的是，在“技術男”一統天下的通信世界，黃宇紅以女性特有的執著與韌性，推動形成了具有中國自主智慧財産權的4G網路通信技術，成為在世界舞臺上“快人一步”的領跑者。

　　出身航太世家的她選擇了行動通訊專業，並對此癡迷。“選擇了一個目標，我就一定會走下去。”黃宇紅説話做事絕不拖泥帶水，用現在的話説，就是一枚“女漢子”。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通信技術標準化堪稱“一窮二白”，在國際上更陷於“聽人説一説，跟著笑一笑”的窘境。“在國際組織的大會上，中國人沒什麼話語權，更談不上對國際網路技術發展的影響。”黃宇紅感嘆。

　　1996年，從北京郵電大學讀完研究生，黃宇紅來到原郵電部行動通訊局工作，第二年就被派到芬蘭參加國際3GPP標準會。當時中國的GSM（第二代通信技術2G）追隨國際標準發展起來，TD-SCDMA技術在中國剛剛出現。幾次參加國際會議讓黃宇紅意識到，3G技術在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和需求，“要為中國標準的國際化而努力，要讓中國的聲音引導國際通信技術的發展”。

　　標準之爭就是利益之爭。一次國際標準大會討論TD-SCDMA與其他技術干擾共存的標準時，為保護TD-SCDMA發展，黃宇紅與國內公司仔細研究核心問題，最終保證了中國的利益。

　　“TD-SCDMA實現了我國在國際標準方面的歷史性突破，但國內産業的落後、經驗缺乏讓它還只是一個分流。”黃宇紅認識到，“當時TD-SCDMA商用要比日本等國晚8年左右，我們還是追趕者的角色。”

　　隨著移動網際網路對社會生活、生産資訊化的帶動作用，第4代寬頻行動通訊技術的變革已悄然拉開競爭大幕。黃宇紅意識到，中國行動通訊技術在世界上“領先一步”的重大時機真正到來了。

　　2007年，LTE（4G網路）國際標準化進入關鍵時刻，針對存在兩個TDD版本的現實狀況，高層領導作出判斷：只有將歐洲TDD方案融合“幹掉”，才能實現我國主導方案成為唯一標準。

　　3個月內，黃宇紅帶領技術團隊日夜攻關，提出了新的標準方案，與各企業反覆論證溝通，不斷團結聯合國內外企業和國際運營商，通過標準化戰場上合縱連橫，我國主導的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TD-LTE標準終於“出爐”。

　　標準形成後，如何讓TD-LTE形成完整産業鏈，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成了一個更嚴峻的考驗。

　　一年一度的巴塞羅那世界通信大會，堪稱通信業的奧林匹克盛會，黃宇紅和團隊機智地把大會作為推銷中國4G的展臺。“國際級通信大佬們都到場了，中國移動做了TD-LTE主題演講，迎來由衷的掌聲！”

　　從過去3G時代站在國際舞臺的一個角落，到4G時代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從跟隨別人的技術標準走，到走到前臺成為引領者，這次大會也成為TD-LTE産業化的前奏。

　　2011年在巴塞羅那成立了全球TD-LTE發展倡議組織（GTI），世界級運營商盡在其中。GTI秘書長的身份讓黃宇紅成了4G的“布道者”。一次次大型國際峰會組織，團隊成員成了“七十二變”的多面手，“TDD技術優點、組網經驗，我們個個都能説得清清楚楚。大家經常深夜還在跟老外打電話。一位負責GTI的同事，兩年發了3萬封郵件。”黃宇紅笑道。

　　“4G網路的産業化，不僅要在國內做，更要聯合更多的國際運營商和廠商一起加入，讓TD-LTE發展成為國際化産業。”中國企業的眼界已經看得很遠。2009年歐洲的運營商宣佈商用LTE FDD，而此時的TD-LTE還在實驗室裏驗證。

　　黃宇紅計劃借2010年世博會的舞臺向全球展示TD-LTE的産業。

　　黃宇紅還記得那驚心動魄的幾個月，北京、上海團隊都在拼命測試攻關，2010年第一顆TD-LTE晶片、數據卡、手機、PAD終於面世，覆蓋世博的4G網路起來了。

　　“經歷了TD-LTE技術、標準、産業、商用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攻關，我們已經習慣了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問題變成創新，把挑戰變成動力，把空白變成機會……”黃宇紅表示。

　　從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完成了向技術領軍專家的成長蛻變，黃宇紅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的殊榮。一路走來，她總結自己有“三心”：責任心、用心、誠心。“只要有目標、有自信、有努力，中國的通信技術標準完全可以走到世界前面。”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