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學年開始了，家住廣州天河區附近的陸強開心地説，“我孫子算是趕上趟了。”

　　去年，陸強的孫子在一所民辦園裏讀小小班，一年費用近2萬元。陸強曾不止一遍細細研究家附近的公辦園，但由於競爭者眾多，根本沒有機會。不過今年很多天河區附近的孩子將可通過電腦派位進入區屬的公辦幼兒園。這得益於廣州各區加快幼兒園“民轉公”的多項舉措。

　　據介紹，今年，廣州市屬、區屬的教育部門辦園一共有6310個學位開放給市民，是去年的2倍。

　　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屈哨兵説，“公共教育資源讓市民有分享的機會，這是政府主導的一個態度，未來每年市區兩級均有專項數以億計的經費用於發展學前教育，採用公、民辦並舉、社會參與的工作思路，滿足社會對學前教育的需求。”

　　事實上，這只是政府支援學前教育發展的一個地方縮影。對於被一再提及的孩子“入園難”、“入園貴”的民生問題，中央到地方都在積極行動。在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以來，我國學前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

　　財政出手化解“入園難”

　　2010年被稱為中國學前教育的新紀元。這一年，國務院發佈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稱《教育規劃綱要》)，提出了到2020年要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目標，其中具體目標為：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到2015年達到62%，2020年達到75%；在園規模分別達到3530萬和4000萬人。

　　同年，國務院印發了《關於當前發展學期教育的若干意見》就加大學前教育財政投入提出了“預算有科目、新增有傾斜、支出有比例、撥款有標準、資助有制度”的“五有”要求，這有效保障了財政對學前教育的大力投入。

　　同時，為了實現《教育規劃綱要》目標，2011年財政部、教育部發佈了《關於加大財政投入支援學前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及系列配套文件，提出了中央政府加大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措施。

　　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制定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隨著這些政策的出臺以及各級政府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學前教育事業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從2011年開始，中央財政通過支援“校舍改建、綜合獎補、幼師培訓、幼兒資助”等4大類7個重點項目，加快發展學前教育。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以來，我國學前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

　　據權威數據統計，2013年，全國共有幼兒園19.86萬所，在園幼兒3895萬人，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67.5%。這些歷史性的成就為學前教育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13年底，為積極發展學前教育，中央財政下達2013年專項資金160.3億元，支援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困難省份農村擴大學前教育資源，支援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

　　中央財政一系列支援學前教育發展的政策，不僅引導和激勵地方政府加大了財政投入、強化了地方政府舉辦學前教育的責任，而且帶動了社會力量的積極投入，取得明顯成效。

　　據教育部數據，3年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學前教育發展專項資金422.4億元。在中央財政的引導下，地方各級政府也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學前教育經費大幅增加，地方各級財政投入達到1600多億元，學前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逐漸得到扭轉。

　　據教育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在實施第二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中，國家將繼續把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作為重點任務，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擴大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覆蓋面。加大公共財政的支援力度，把更多的民辦園辦成普惠性幼兒園。

　　各地吹響學前教育“集結號”

　　按照中央財政支援學前教育發展的“地方為主、中央獎補”的原則，中央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目的之一是帶動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就曾對多地做過專門的數據研究和分析。他説，2012年上海市通過新的公辦幼兒園生均公用經費基本標準，規定每生每年1200元，逐步提高政府在學前教育成本中承擔的比例。

　　同時，制定困難家庭兒童接受學前教育資助政策，從2011年下半年起對上海市戶籍困難家庭兒童免除管理費，並補助伙食費，以保障貧困家庭兒童的入園需求。

　　此外，上海市還加大了對學前教育的專項投入，使每年用於支援學前教育園舍建設的市教育附加由原來的4億元增加到6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即使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也增加了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比如，陜西省在2011至2012年全省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達62.2億元。從2011年秋季學期起，陜西省在全國率先實施學前一年免費教育，落實幼兒生均公用經費和對家庭經濟困難幼兒補助政策。2011至2013年全省實施學前一年免費下撥資金累計達8.81億元。2011至2013年省級財政投入學前教育一免一補及公用經費共12.89億元。

　　當然，宋映泉提到，中西部省份還存在部分區縣政府由於財力不足，在省級財政能力薄弱的情況下，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專項經費的情況。

　　隨著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增加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我國學前教育在規模、公、民辦供給結構以及結構性品質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

　　對此，宋映泉建議：一方面，現有優質公辦園應該增加對來自弱勢群體家庭兒童的服務比例。

　　另一方面，在幼兒園價格管制方面，可以考慮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實施梯度收費政策。對於家庭每人平均收入在當地每人平均收入中位數或者平均水準以下一定百分比的兒童入園實施全額或部分補貼。

　　此外，還應加大對農村和縣鎮地區幼兒園教師隊伍發展的財政投入。

　　最後，政府應將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學前教育入園率、入園規模、品質指標作為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考核指標；同時，建議改革中央“四大類七大項”中的“綜合獎補類”項目獎補方式，以激勵學前教育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各種社會團體通過多種形式為農民工子女提供收費合理、有基本品質保障的學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