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常態已是當下中國經濟的熱詞。從新常態的視角看浙江經濟，人們或許注意到了那些變化——關於速度、品質、效益等等。在新常態視角下，更重的任務已擺在面前——在經濟減速和提質增效中實現新平衡。

　　其實，近年來的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要在新常態下不再關注速度。浙江經濟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必須更加有為。調結構、促轉型、儘快形成經濟新優勢，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的道路，繼續走在前列。從認識新常態的此刻起，新常態下浙江經濟運作的列車要行穩致遠。本報今起推出一組“新常態下新發展”，報告市場主體的新動向。叩問新常態下的發展新思路、新空間。

　　新常態，掀開浙江經濟新一頁

　　本報記者 顏偉傑

　　在打造浙江經濟“升級版”、建設“兩美”新浙江的當下，如何正確看待新常態？近日，記者就此採訪了數位我省經濟政策研究者和專家學者。

　　新常態，新特徵

　　何謂“新常態”？

　　省發展規劃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潘毅剛説，從字面上看，新常態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而從速度層面看，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至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徵。

　　環顧世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後，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

　　“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速都是從8%以上的‘高速擋’直接切換到4%左右的‘中速擋’，而中國經濟有望在7%至8%的‘中高速擋’運作一段時間。”潘毅剛認為，中國各個經濟單元接續發力保障了發展能量的延續和持久。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衛江認為，對浙江而言，“新常態是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大調整、我國‘三期疊加’與浙江發展階段歷史性交匯過程，是多重目標達到的新平衡。經濟減速可以接受，但必須在合理區間，要有底線，核心標誌是提質增效，根本出路是增長動力完成向創新驅動的轉換”。

　　單從增速看，2009年浙江經濟結束連續19年的兩位數增長，為8.9%，2010年雖然反彈再次達到11.9%，但2011年、2012年、2013年、今年上半年增速均低於10%，可以説已完成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換擋。

　　“浙江經濟是否達到了可接受的‘新常態’，更為關鍵的是規模與品質、速度與效益、增長與轉型、生産與生活、生産與生態的關係有沒有達到一種新的平衡。”朱衛江説，順利完成“一三五、四翻番”、實現現代化，是比較理想的速度上“新常態”。如果增長速度在7%至9%之間，財政增收、企業增效、收入增長、結構優化、環境潔化、生活美化，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新常態”。

　　新常態，新思維

　　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呈現長期化趨勢，結構性大調整遠未結束，浙江以往由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拉動模式已成為過去，而內需的上升量遠補不上外需的下降量，産生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如何積極適應這種變化，核心就是要在經濟減速與提質增效之間實現新平衡。

　　階段性大變化和世界性大調整，必然伴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擋和轉型升級的陣痛，但“新常態並非僅僅是GDP增速的回調”。浙江大學區域與地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認為，新常態既要有一定的速度，又要有好的品質效益，對浙江這樣的傳統産業比重高，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較多的省份來説，要求更高、難度更大。

　　其實，在“新常態”成為熱點詞彙之前，由於國內外競爭日趨加劇、資源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生態環境制約日益嚴重等因素，對市場極度敏感的浙江就已經在上述的“倒逼機制”的推動下，率先進入了增速換擋、結構調整、改革攻堅的新常態發展階段。

　　“‘五水共治’就是浙江積極適應新常態最好的突破。”浙江省委黨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陸立軍説，隨著浙江進入新常態，人民群眾對水、空氣、食品安全等環境要素的要求越來越高，“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發展到了這個階段，速度的放緩有了一定的容忍度，但還要儘快迎合人民群眾的滿意度。”

　　近年來，浙江配套打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組合拳。污染治理勢如破竹，更深層面的倒逼經濟轉型升級也漸漸打開局面，“四換三名”、浙商回歸、市場主體升級等一系列措施跟進，支撐了浙江經濟在換擋期的合理增速。

　　簡政放權，是浙江積極適應新常態另一佐證。潘毅剛説，市場先發和體制創新是浙江經濟取得今天成績的關鍵。去年11月以來，浙江省政府建成“三張清單一張網”，試點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厘清政府權力邊界，打造“透明的籠子”，釋放市場活力。

　　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更公開的市場資訊、更規範的市場秩序、更良好的社會信用、更完善的政府服務等，可以進一步破除行業分割問題和阻礙産業鏈協作的各種因素，推進産業集群、專業市場與電子商務、現代物流、會展經濟等的聯動協同發展，構建浙江現代經濟、新興産業發展新優勢。

　　改革紅利持續釋放，經濟發展後勁增強，換來了發展品質的改善。中國科學院自2009年以來連續5年發佈的《中國科學發展報告》顯示，浙江科學發展總水準均居全國各省（市、區）前5位，2013年GDP品質指數僅次於北京居全國第2位。

　　新常態，新動力

　　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中，GDP品質指數越來越高，這對浙江來説已屬不易，但考慮到實現“換擋“之後，浙江經濟的大梁由誰來挑起，即經濟恢復增長的新動力來自何處？這依然是全省上下正在探索的難題。

　　為了求得經濟增長的“高調復出”，浙江必須找到符合自身的産業定位，並趁機佔領高點，才能在未來的發展中佔據先機。潘毅剛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例子來看，當時美國針對經濟發展回落的現狀，調整經濟改革和産業結構，特別增加了對高新技術産業的投資，實現了日後“新經濟”的繁榮。

　　從浙江省上半年經濟運作情況看， GDP增長7.2%且穩中有升；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均高於經濟增長速度；裝備製造業、高新技術産業、戰略性新興産業、技改投入、服務業均高於工業增長；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和GDP能耗下降幅度大大高於全年目標。但經濟增速接近7%的下限，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房地産和金融領域等各種風險隱患不少，工業生産增速相對較低，工業持續回升動力不足，核心問題是微觀主體信心、活力特別是創新動力仍然不足。

　　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達成“新常態”。朱衛江認為，前30年浙江憑藉市場先發、體制創新形成特色跨越發展，後30年要走出浙江特色的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之路，續寫好“八八戰略”大文章，必須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破解發展難題。能否構築體制機制新優勢，對産業、城市、海洋、生態等新優勢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

　　新常態下構築新優勢，實現産業升級是首要任務，要做好減與增。要根據新常態下新發展的需求，一方面淘汰落後産能，一方面鼓勵發展新産業，培育新引擎，完成增長動力的轉換與接續。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認為，新常態滲透入區域經濟的各個方面，除了産業、企業的發展形態變化外，城市的空間形態也或因此而變。

　　在卓勇良眼中，集約式發展在浙江已初見端倪。當下要讓大企業深深紮根浙江，通過總部經濟等方式留住他們，還要為小微企業創造新空間，培育未來的大企業。“浙江要實現新舊動力轉換，除了宏觀方面的規劃，更需要在微觀上提高中小企業的創新意識，助其做大做強”。陳建軍認為，培育一批具有不斷的內生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是實現浙江未來發展的重要力量。

　　“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走綠色、低碳、迴圈發展道路上的。”陸立軍説，明凈的空氣、可游泳的河流越來越成為稀缺品的情況下，浙江花費巨大精力保護的綠水青山，越來越成為發展生態經濟的巨大資本，是打造核心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