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檀

　　城鎮化改革中遭遇到的問題，不僅大城市無能力接納過多外地戶籍人士，一些農村戶籍的人士也不願意成為市民。

　　不願意成為市民的農民有兩類。一類存在於經濟發展、土地溢價明顯的地區，如東部沿海的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經濟較為發達地區。

　　市場經濟發展，市民、農民福利區別不大，隨著城區的擴大，城市土地溢價提前以徵地安置費等形式，轉移到被徵地的農民手上。去年2月28日在溫州開幕的中國改革論壇上，土地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錶示，粗略計算，2007年到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中用於徵地和拆遷的比重已經達到41%。這説明，靠徵地來推進城鎮化的成本非常高。以41%計，2011年高達3.15萬億的土地出讓金，徵地與拆遷成本1.29萬億。

　　曾經有個計程車司機教導我説，窮人翻身靠拆遷，農民翻身靠徵地。這位計程車司機可以當哲學家。的確，拆遷徵地是大部分農民土地大幅溢價的過程。發達地區尤其是城市近郊的農民，在城市擴圍後，大多數把承包地交給外來租戶，在宅基地上修些小高樓出租給打工者。與打工者相比，這些人絕不是社會底層人士，而是食租階層。

　　根據搜狐連線綜合數據，目前大城市郊區農民，在買房、大病保險、新農合、養老保險、生育等方面還擁有優勢。8月20日，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表示，土地流轉政策是中央已定政策，土地流轉抵押貸款政策也已下達，目前各地主要處於確權階段。各地確權後，農地可以流轉、可以抵押貸款，農民的金融財産屏障被突破。一線城市與二線省會城市，事實上已無農民市民之別。

　　另一類不願成為市民的是老一代打工者。根據公開數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69億人，其中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約1.3億人，佔農民工總量的46.6%。據調查，佔總量一半左右的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前生）不一定願意將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口。這些農民靠打工養活家人，支出最大部分是孩子教育、在老家造房子。他們養老所繫是在老家的地和耗幾年心力造成的房子，這裡有熟悉的環境和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萬一財務出現狀況後，還有最後的土地保障。

　　願意成為居民的是新一代打工者，他們沒有下過一天地，插過一次秧，所有的成長記憶都在父輩打工所在的城市。筆者看到一則調研顯示，在上海、廣州等地的年輕打工者，説著上海話和廣州話，染頭髮、穿小腳褲，在城市中心的老公房裏租房，最大的願望是在所在的城市紮根，而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越分越小的土地容不下他們，他們也淡忘了老家。

　　城鎮化過程中，成本最低的戶口改革辦法是讓發達地區的農民、市民一步到位，兩種身份統一為居民，農民手上的宅基地、承包地，允許交易留轉。此時土地的性質發生改變，不再是最低生活保障的替代品，而是居民的資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