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寶民

　　■人物紀事

　　眾所週知，蕭紅與蕭軍在1934年10月抵達上海，不久即與魯迅先生結識，魯迅先生給了他們很多幫助。許廣平曾寫過兩篇關於蕭紅的回憶文章，通過她的文字，使我們能夠從一個側面增進對這位女作家的了解。

　　很多資料上記載魯迅與蕭紅、蕭軍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內山書店，但據許廣平的回憶，雙方的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在一個咖啡館裏，“大約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裏我們初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許廣平還特意用一段文字記下了她眼中的蕭紅：“中等身材，白皙，相當健康的體格，具有滿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後腦，愛笑，無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自那以後，蕭紅便成了魯迅家的常客，蕭紅經常一個人來到魯迅家，一坐就是大半天：“但每天來一兩次的不是他（指蕭軍）而是蕭紅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時間在樓下客廳陪蕭紅女士長談。”

　　在這段話裏，許廣平用了“不得不”三個字，可見蕭紅的經常到訪，已經打擾了魯迅及許廣平生活的平靜，雖然許廣平仍在盡全力陪蕭紅聊天，但內心其實是很勉強的。

　　在另一段文字中，這種“勉強”的心理就更明顯了：“蕭紅先生無法擺脫她的傷感，每每整天的耽擱在我們寓裏。為了減輕魯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勞，不得不由我獨自和她在客室談話，因而對魯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顧，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因為蕭紅的到訪，還使魯迅先生生了一次病：“也是陪了蕭紅先生大半天之後走到樓上，那時是夏天，魯迅先生告訴我剛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時會睡一下中覺的，這天全部窗子都沒有關，風相當的大，而我在樓下又來不及知道他睡了而從旁照料，因此受涼了，發熱，害了一場病。”

　　可貴的是，許廣平和魯迅並沒有因此遷怒于蕭紅，並沒有因此怠慢蕭紅，而是把這件事隱瞞了下來：“我們一直沒敢把病由説出來，現在蕭紅先生人也死了，沒什麼關係，作為追憶而順便提到，倒沒什麼要緊的了。只不過是從這裡看到一個人生活的失調，直接馬上會影響到周圍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驟，社會上的人就是如此關連著的。”

　　對於蕭紅在文學方面的才華，許廣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也為蕭紅坎坷的命運而嘆息不已：“總之，生活的磨折，轉而使她走到文化領域裏大踱步起來，然而也為了生活的磨折，摧殘了她在文化領域的更廣大的成就。這是無可補償的損失！到現時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寫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詣，現在看來也還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戰炮火之下偷活的話，給她一個比較安定的，舒適的生活，在寫作上也許更有成功。或竟丟棄寫作自然也不是絕不可能，這不必我們來作假定。”

　　許廣平還談到了蕭紅作為女性的細心，魯迅去世後的第五天，遠在日本的蕭紅曾寫信給蕭軍，囑咐他説：“可怕的是許女士的悲痛，想個法子，好好的安慰著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靜下來，多多的和她來往。”因為這個建議，所以魯迅去世之後，蕭軍、黃源、聶紺弩夫婦、張天翼夫婦、胡風夫婦等多位朋友便時常來許廣平家陪她聊天，有時也拉她去看電影，許廣平因此十分感激蕭紅的細心，在蕭紅去世後，她慨然道：“魯迅先生逝世後，蕭紅女士叫人設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麼地方去安慰呢？”

　　許廣平在回憶中，還寫到了蕭紅具有俠義精神的一面：鹿地亙是日本作家，因為左傾嫌疑而被日本當局拘捕，釋放後來到中國，從事文學翻譯工作。

　　1937年8月以後，中日兩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鹿地夫婦住在旅館中，周圍全是監視的人，差不多所有友人都不敢與他們見面了，但蕭紅卻依然冒著風險去探視鹿地亙，“這時候，唯一敢於探視的就是蕭紅和劉軍（即蕭軍）兩先生，尤以蕭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較方便，這樣使得鹿地先生們方便許多。也就是説，在患難生死險頭之際，蕭紅先生是置之度外的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義感瀰漫著她的心頭，在這裡我們看到她卻並不軟弱，而益見其堅毅不拔，是極端發揚中國固有道德，為朋友急難的彌足珍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