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和壓力，但是只要正確分析問題，控制和消解風險，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堅定有序地落實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提高增長品質、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新常態”。

　　新常態仍待努力確立

　　那麼，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徵？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在兩點上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變；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

　　應該看到，以上兩者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於第二點，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會造成減速過快，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的困境。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品質的提高，並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品質，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衝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才是符合我們願望的新常態。

　　“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應對增長減速的方針政策，可以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麼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消費、投資、凈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項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準，增長就能夠重上臺階。

　　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如同大家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的強度決定供給的規模，因此，産出總量等於由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凈出口等四項需求構成的社會總需求。不過即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也只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討論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趨勢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這種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並不取決於人們的願望。以進出口為例，它最終取決於整個的國際經濟格局。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凈出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凈進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發達國家的凈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

　　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後，發達國家去杠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發達國家儲蓄跟投資的缺口變小，發展中國家凈出口的可能性也就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機以前的水準，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隨著中國勞動者工資水準的提高，中國産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佔份額也會降低。

　　此外，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説，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後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費需求就會很快增加。這裡其實是把消費需求與消費願望混為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説的需求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有錢做後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産，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這樣，每一次出現了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後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

　　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2012年以後，又多次採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

　　研究長期增長趨勢更可靠的方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即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産效率的狀況進行估量。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

　　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教授所説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産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産技術水準，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準差距迅速縮小。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後，生産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

　　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小了。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

　　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準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準，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明顯降低，並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採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過好幾本書，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經濟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後出現的資産負債表衰退，而出現資産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杠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説西方國家資産負債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杠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企業和各級政府舉債過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和企業資産負債表杠桿率過高的情況下，在某些環節上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強“刺激”的辦法維持高增長率。繼續提高杠桿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採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説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兩年)和10萬億元貸款還把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的話，2014年二季度的1萬億元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個百分點，三季度又回落到7.3%。經濟學所説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説明，唯一的出路在於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説，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根本轉變。王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