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開年，中國金融信貸數據創下歷史新高，經濟學家預警金融杠桿風險突出，宏觀審慎改革啟動在即，諸多問題引發市場的關注，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接受了來自海內外媒體的採訪，回應市場關心的焦點問題。

　　早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曾説，中國央行缺乏與市場溝通，請讀者跟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腳步，回顧2月26日的周小川記者見面會。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應考慮各國國情

　　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都推進了以宏觀審慎為主線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央行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明顯加強，大多數央行都承擔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國“十三五”規劃中指出要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中國即將啟動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早已是業界討論的焦點。而對此，周小川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各國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應考慮各國國情，包括體制、法律。所以各個國家是按照此框架執行，但情況不一樣。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著要有監管體制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是一個更複雜、更具有挑戰性的題目。”

　　周小川介紹，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G20國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研究，在此基礎上，G20領導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危機。這既包括加強監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週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逆週期進行調節。與此同時，G20也根據對危機的研究和新的體會在規則方面修訂了一部分過去的金融監管和評價指標體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標體系來使宏觀調控更加審慎，這已經達成共識。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監管體制有些不令人滿意，甚至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或者某些問題的潛在的發展，因此大家都有願望要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有的是漸變，有的動作較大，全球實踐不同。有一些傾向性的意見，但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模式。”周小川表示，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作和政策框架的執行。當然，除此以外，還應考慮其他一些因素。

　　去杠桿和加杠桿的權衡

　　不久前，央行與銀監會頒布房地産新政，再次下調二套房個貸首付比例，這被業內認為是在加杠桿。今年1月份，我國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元，同比多增1萬多億元，一些市場評論認為這也是加杠桿。同時，一些評級公司最近對中國公司的負債率表示了擔憂。

　　在這些背後，經濟下行壓力巨大是不爭的事實，監管如何看待去杠桿和加杠桿的權衡？針對金融杠桿問題，周小川認為有幾方面考慮：首先，中國作為改革轉軌國家，按理説住房貸款應該有一個大力發展的階段。同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住房貸款可能有比較快速的發展。

　　但快速發展風險是不是很大呢？在周小川看來，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佔銀行總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佔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所以銀行系統也覺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還是相對比較安全的産品，有發展的機會。

　　但是房地産市場時冷時熱，周小川認為這也需要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進行逆週期調節，而其中一個工具就是首付比。“過去定的30%，現在適當下調，因為實際上這個審慎的空間還是夠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産生的壞賬比例仍舊明顯小于其他領域(比如企業的貸款和對開發商的貸款)，所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仍舊是銀行比較偏愛的一個産品，他們有意願發展。”周小川説。

　　其次，周小川認為，在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之下，將來應該進一步加強對銀行總體健康程度的考核，讓銀行有較大的自主權來決定它們對不同客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有的銀行認為這個客戶風險小，它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決定價格怎麼定，首付比怎麼定。但這個銀行總體的品質應有監管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綜合平衡監管，這可能是更有靈活性、更有效的一個體系。”周小川説，中國各個省份情況不一樣，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線城市情況不一樣，每個城市都不一樣，而銀行沒有靈活性，貸款條件都是統一定的，這有缺點。“所以現在要加強對金融機構整體的審慎性的監管。同時商業銀行和其他的金融機構在具體業務的靈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權。總體來講這樣不會影響整體風險可控的程度。”

　　周小川表示，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