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走出了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疊加的雙重轉型之路，也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這兩種轉型的疊加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因此，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構成了獨特的改革開放之路，也為發展經濟學增添了新的內容。

　　首先，轉型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最薄弱的環節是什麼？是農業。農業是薄弱環節，農民的改革願望最強，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點就在農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先動起來，“大包乾”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帶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勢不可擋的改革潮流。

　　其次，最要緊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農村搞了“大包乾”，糧食大幅增産，農民能吃飽而且有積極性了，於是農民開始向城市、向建築工地流動，尋找就業機會。人流動起來，勞動力就多了，這是中國一個大變化的開始。有了勞動力，自己建廠房，到工廠去買下腳料作為原材料，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鄉鎮企業産品的推銷者走遍全國，也帶活了全國的經濟。可見，只要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會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和生産力。

　　第三，把産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學的禮堂做了一場報告，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然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國有企業不改革，光放開價格有什麼用？一定要進行産權改革，明確産權，走股份制的路。這些話引起了一場論戰。經過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又經過黨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們明確了股份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在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把産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這是中國的實踐為發展經濟學作出的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第四，注重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在雙重轉型過程中，把大鍋飯打破了，把鐵飯碗打破了，如果就業問題不解決，民生沒有得到改善，社會就不穩定。我們在改革中解決了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問題，加大城鄉社會保障力度，使民生得到持續改善，保障了雙重轉型的順利進行。對民生的投入實際上是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使我們擁有了素質高、講紀律的産業工人隊伍，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的。一個企業家對我説，當初看到東南亞的工資比我們低，就把工廠搬到那裏，結果非常後悔。一是東南亞的工人沒有中國工人講紀律，上班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二是他們不像中國工人那樣願意努力學習技能。這告訴我們，對就業和民生的投入有利於長遠發展，是很值得的。

　　去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50%，這是現代工業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表明我國已開始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下一步的發展需要注意三件事情。

　　要大力發展第三産業。一是讓産品更加個性化，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二是讓服務業更加人性化，服務得更週到。三是提高品牌的國際知名度。中國品牌學會的同志告訴我，他們經常向來中國採購貨物的外國商人發調查問卷，題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國製造業著名品牌。答案只有一項最多，就是茅臺酒。這説明大多數中國品牌的國際影響力還遠遠不夠。四是把消費留在國內。我國消費者現在拼命到外國去買東西，為什麼？因為同樣的商品，外國的價格比中國便宜，還不用擔心買到假貨。這個狀況一定要改變。

　　不要忘記中國工業化尚未實現。雖然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50%，但工業化還沒有實現。因為我們與建成製造業強國這個工業化目標還有距離，必須向這個目標繼續努力。

　　要看到中國的農業大有發展前途。現在農村正在進行的土地確權深得民心。土地確權使農民的承包地經營權有經營權證，宅基地的使用權有使用權證，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有房産證，農民就可以抵押貸款，可以去開店、做生意，這樣農村就活了。土地確權以後，農民自願入股搞合作化經營；農業實現規模經營，就能搞好。一些地方的實踐還表明，在土地確權以後，城市每人平均收入和農村每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大大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