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雷曉燕接受海外網財經採訪

　　2016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國民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為6.5%—7%的區間。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15年全年GDP增速為6.9%。據悉，這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元兇之一就是人口紅利的下降。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勞動力規模為9.11億人，比2012年減少了2600萬勞動人口。

　　中國的勞動力規模連年下降，留給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有多久？以創新者、藍領、農民為主體的新的勞動力群體正在壯大，是否會形成“升級版”的人口紅利？在促進勞動力要素改革方面，城鎮化還有哪些功課可做？政府及社會應該如何應對已經到來的老齡化問題？面對以上問題，人民日報海外網財經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雷曉燕教授。

　　人口紅利面臨消失提質增效“對症下藥”

　　海外網：兩會上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表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差不多”了。2015年勞動力規模由2012年的9.37億降至9.11億人，這是中國勞動力人口連續4年絕對值下降，留給中國的“人口紅利時間”還有多久？

　　雷曉燕：我覺得這主要取決於我們是怎麼樣定義人口紅利的。狹義的人口紅利即勞動力數量佔總人口的比例對經濟的貢獻。這樣來看的話，我們的人口紅利確實是“差不多了”，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從更寬廣的視角理解“人口紅利”。“人口紅利”不僅要考慮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還要考慮勞動年齡人口的品質，即單位勞動創造的價值。過去勞動人口的品質不高，屬於比較低端的勞動力。未來我們要提高勞動力品質，即提升單位勞動人口創造的價值，也就是提高人力資本的回報。勞動生産率提高，“人口紅利”的下降速度相應就會減緩。另外，既有的勞動年齡人口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就業。如果勞動參與率提高了，也會延長“人口紅利”的時間。所以，我覺得如果措施得當的話，我國的“人口紅利”還是可以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

　　海外網：觀點認為，隨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下滑。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個複雜的原因，其中人口紅利的影響有多大？

　　雷曉燕：狹義來講，勞動年齡人口已經發生絕對下降。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到底是多少？曾經有學者測算，1982年到2000年間，“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大概有15%；2011年到2020年期間，若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這期間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則提高0.88個百分點。

　　除了人口數量因素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如何充分地運用現有的勞動力。另外，勞動力品質提升，“人口紅利”對潛在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提高。

　　再次，勞動力分配的結構是否合理也非常重要。如果勞動力能夠合理流動，使得勞動力能夠分配在最需要他、讓他發揮最大創造力的工作崗位上，那麼勞動力對於經濟的貢獻也是比較大的。

　　海外網：政府工作報告在“十三五”教育領域的目標中特別提出，“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0.23年提高到10.8年”。如何評價這一目標的意義？

　　雷曉燕：勞動人口的素質對未來的經濟、人口紅利的進一步發揮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提出把教育年限從10.23年提高到10.8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不能僅關注整體人口平均教育水準的提升，還應該看到在我國城鄉之間人口教育年限的不平衡。

　　我國城鄉的教育差異巨大，部分農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低，甚至未達到義務教育的水準。如今農村戶口的人口占比還是相當大的，所以要把整體教育年限提高，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農村人口的教育年限。

　　海外網：厲以寧教授曾表示以創新者、藍領、農民為主體的新人口紅利正在形成，您對此是否贊同？有哪些途徑可以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

　　雷曉燕：我非常贊成厲老師的説法，談到“新人口紅利”，厲老師為什麼講創新者、藍領和農民呢？其一，創新者尋求更好的技術，而技術可以相應的提高勞動生産率。在不同行業，創新者可以更好的發揮優勢。其次，今後藍領、白領的差異愈加縮小。技術轉型提高到一定程度，勞動者多用機械如機器、電腦等。純粹體力勞動者隊伍將大幅縮小，勞動生産率也會提升。最後，農民佔整個勞動力群體的比重是相當大的。農民勞動力水準的提升也會為勞動生産率帶來飛躍。所以，以創新者、藍領、農民為主體的新的“人口紅利”，將有利於對我國經濟發展。

　　關於延長人口紅利的途徑，第一，要提高教育品質，尤其是農村的教育品質和水準。第二，除基礎教育之外，還應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所以，職業教育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塊。進城務工的青年農民工，教育程度都較低，基本沒有經過職業教育的培訓。在産業升級的過程中，企業裏一部分年輕群體沒有基本專項技能。如果能夠在職業教育方面添磚加瓦，讓年輕勞動力掌握專項技能，對於産業的轉換升級將會起到重要作用。

　　最後，健康問題對於“人口紅利”的延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兒童是未來的主力軍。兒童的身心健康關乎著祖國的未來。農村的兒童尤其是留守兒童的營養、健康方面相比于城市要相差很多。缺少父母的陪伴，對於留守兒童的教育和健康都會産生不利影響。其次，成年人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這就要推動城鎮化建設，改進全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

　　海外網：目前的社保和醫療體系還需如何完善？

　　雷曉燕：城市人口有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險體制度，大多數家庭無後顧之憂。而廣大的農村人口，還沒有被納入這兩大保障系統之中。雖然農村已經實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根據“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發現，農村新農合覆蓋率較高，但報銷比率遠遠低於城市醫療保險。數據顯示，在45歲及以上的群體，城市職工醫療保險住院報銷比率的中位數達到了66%。而新農合的報銷比率只有25%。另外，進城務工人員還不能充分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醫療、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權利。這非常不利於人口的有效流動。

　　最後，城鄉醫院的品質相差非常大。對於農村來講，面對的是鄉鎮醫院、鄉鎮衛生所、普通診所等小型醫療機構。而城市居民在就醫時有更多的選擇，如大型綜合性、專科醫院等。在平衡醫療服務、醫療保險等社會醫療措施方面，未來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改善。

　　以城鎮化應對人口紅利下降 消滅差異是關鍵

　　海外網：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這意味著提高城鎮化品質。能否談一下您對城鎮化的理解與看法？在促進勞動力要素改革方面，城鎮化還有哪些功課可做？

　　雷曉燕：城鎮化的這兩個指標(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什麼差別呢？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指城鎮常住人口(在城鎮裏面一年內居住了六個月以上)佔總人口的比例，戶籍人口城鎮化則是指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所以這兩者的差異就是在於在城鎮居住但沒有城鎮戶口的人口占比。

　　我覺得要實現城鎮化或者説城市化，最本質的是要消除城鄉戶口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就是醫療，目前城鄉醫療差異較大。城鄉醫療保險的保障作用相差甚遠。未來能否實現城鄉一體非常重要。

　　第二是社保。目前大家都在關心城市的養老金問題，但事實上農村未來的養老問題更為嚴峻。雖然農村實行了新農保，但實際參與率有限，且新農保保障水準非常低，一個月僅發放幾十塊錢。農村的勞動力群體基本上是活到老、幹到老，完全靠自己的養老方式。所以，我們應儘量拉近城鄉在社保、醫療方面的差距。

　　第三是教育。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異地高考等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的話，會影響到人口的正常流動，也就會影響城市化。

　　當然，城市化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不需要設定非常具體的目標。要真正實現城市化，就是要百姓願意去城市工作和生活。我們都知道水往高處流，人也是這樣。只要消除教育、醫療、社保等各方面的障礙，勞動力自然會進行集聚、以創造更大的價值，賺取更大的收入，城市化自然形成，而這樣的城市化也會是健康的城市化。

　　養老金漲幅回落“二胎”並非老齡化的及時雨

　　海外網：儘管我國目前已經開放生育政策，但人口結構不是短期能夠改變的。在此過程中老齡化已經開始。政府及社會應該怎麼應對？

　　雷曉燕：關於計劃生育放開政策的效力，人口結構能否在短期改變，甚至長期來看能否改變都要打個問號。第一，放開二胎，新生兒出生率可能會在短期內上升。但這部分群體轉化成勞動力也需要等20年。最重要得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下降是非常自然的過程。隨著扶養子女的成本上升和人的觀念的變化，通過子女養老的觀念也在減弱。根據生育意願調查顯示，打算生兩胎、三胎的家庭越來越少。放開生育政策對改變人口結構作用不會太明顯，當然我們也確實應該放開生育政策。

　　現在我們國家老齡化已經開始，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老齡化當中特別突出的兩個問題是養老和醫療，怎麼樣養老？怎麼樣進行醫療？城市勞動人口養老主要依靠養老金。關於養老金的問題國家已經提上了日程。目前，農村已實行新農保，雖然比例非常小，但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進步。因為在農村一個月幾十塊錢，雖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對於有些窮困老人還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在養老方面，我們未來需要做的更多。

　　同樣在醫療方面，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在城市醫療方面，以前只有城市職工醫療保險， 2003年開始，農村醫療開始實行新農合。後來，我國對城市的非勞動群體，如老人、小孩等實行了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即城居保。城居保和新農保相比于城市職工醫療保險保障水準相對較低，但在以前的基礎上已經有了提高。未來如果能夠在這些方面再進一步做好，對於養老應該是很好的應對。

　　海外網：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起我國將只按6.5%左右來提高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據悉，這是我國連續多年以平均10%漲幅提高養老金後首次回落至個位數。對此怎麼理解？是否財政支出壓力加大所致？

　　雷曉燕：我覺得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過去在城市養老金方面，機關事業單位跟企業養老金差異非常大。從2008年開始，國家對企業養老金實行了每年10%的漲幅，企業跟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差距相對縮小了，這可能是政府考慮把養老金漲幅調低的一個原因。

　　第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原來是雙軌制，現在已經實行並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實行和企業職工一樣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並軌之後，兩者要按同樣的比例調整。計算下來，養老金支出會對財政支出形成較大壓力。加之，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可能會影響到國家收入。這也可能是調整的另一原因。

　　延遲退休解勞動力之渴 關鍵政策要靈活

　　海外網：3月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今年將拿出延遲退休方案，延遲退休計劃再次提前。有觀點認為，延遲退休政策推出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應對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延遲退休政策能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問題嗎？

　　雷曉燕：現在所説的“缺口”，實際上是有些省份出現了收不抵支的情況。據官方的報告，全國社保基金實際上仍有結余，沒有出現“缺口”。問題在於現在養老金制度並沒有實現全國統籌，所以較貧困省份就出現了“缺口”情況。隨著老齡化的加劇，養老金收支平衡肯定會受到一定的壓力。我覺得延遲退休政策實際上更多的是考慮未來怎麼樣養老，而不是目前有沒有出現缺口。即便養老金“缺口”還未出現，我們仍要考慮未來養老問題。延遲退休政策更多的是為將來能否有足夠的積累為養老服務。

　　海外網：延遲退休已在學術界達成統一認識，但民眾反對呼聲甚高。此次人社部特意提出 “小步慢走，漸進到位”的節奏。如何讓民眾接受延遲退休這一現實？

　　雷曉燕：現在人社部提出 “小步慢走，漸進到位”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考慮到了目前存在的反對的聲音。

　　我覺得比較好的一種方式是採用激勵機制，這種方式具有一定靈活性。可以設計不同的方案，如果勞動者按時退休，按照規定可以拿到養老金；如果勞動者願意並且身有餘力，則可以繼續在勞動崗位上創造勞動價值，貢獻勞動力。如果勞動者選擇延遲退休，延長工齡，最終退休後養老金可以多領一些。有些人身心並不具備繼續工作的條件，或者預期壽命不長，則可以選擇早退或者按時退休。所以，通過制度設計，讓勞動者靈活的選擇退休時間點，可能更能讓人接受。

　　海外網：不少人在60歲後仍沒有出現明顯的衰老現象，還是可以繼續工作的。

　　雷曉燕：對，有很多人願意多幹，但強制退休讓他幹不成。過去我們把領取養老金跟工作完全挂在一起，但是事實上這兩個不是一回事。養老金數目要看勞動者的積累，多繳多得。工作年限足夠，按時足額繳納養老保險，到時候就可以開始領取養老金。領取養老金後，也可以再去工作賺錢。實際上如果企業仍需要他，並且他也願意留在這個崗位上，他可以繼續工作，延遲退休。

　　海外網：返聘？

　　目前在企業裏，勞動者有特殊的技能，對企業來講十分重要的確實會返聘。有的企業計較工資成本，認為年輕勞動者“便宜”，實際上願意讓相對年長的勞動者強制退休，而退休後因為大多數年齡尷尬，也不能夠找到新的工作。如果退休金不夠養老，對於退休工人來講其實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認為退休政策要有一定的彈性，讓勞動者有一定選擇的權利。

　　中國式養老模式人性化舒適為主

　　海外網：目前，中國人的養老需求和養老觀念正出現多元化趨勢。在您心目中，未來適合中國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式養老”模式是什麼樣的？

　　雷曉燕：如今養老方式、養老觀念呈現多元化趨勢。就數據來看，老年人的養老意願這些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有部分比例的老年人願意住在養老院，但是大部分老年人還是願意跟子女同住或者自住，或是跟子女就近居住。

　　由於過去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如今老年人的子女普遍較少。一方面也説明，就近居住能滿足雙方的需要，老年人幫忙看孩子，子女也能夠照應老年人。另一方面父母與子女也希望有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

　　未來，子女不在身邊的可能性會很大，尤其是像獨生子女的家庭。未來會是什麼樣的養老模式呢？我個人覺得，要考慮觀念、現實和成本。從觀念來看，很多人不希望住養老院，更加願意住在自己家裏。從現實出發，住在自家，可能會缺乏子女的照料，健康狀況不能得到保證。能不能全部住到比較高端的養老社區？這樣成本可能較高，普通家庭吃不消。

　　海外網：那要怎麼解決？

　　雷曉燕：我覺得一個比較理想的方式就是居家養老加配套，即完善的社區服務。隨著老齡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區會有較大比例的老年人。選擇老年人比例比較高的社區，可以先做試點，在現有社區的基礎上，老年人仍住在原居住地，但是要對社區以及老人家裏進行改造，改造的更加適合老年人居住。比如緊急情況呼叫器，社區服務點，老人食堂等，還可以對行動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飯服務。

　　針對有些相對輕鬆的服務，社區可以雇傭有活力又有意願的老年人來做。這樣鄰居之間互幫互助，也能讓活力老人發揮餘熱，同時獲得一定的經濟回報。

　　配套服務中比較重要的一塊是基本的醫療照料和緊急救護，日常簡單的護理能夠提供，緊急情況能夠及時送醫。

　　這種模式需要政府、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參與。政府可以去引導、規劃和監管，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家庭也要承擔經濟責任，但對於確實困難的群體，可以輔以相應的補貼政策。如果以上問題能夠解決，這應該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養老模式。

　　海外網：感謝雷老師接受我們的採訪，今天到此結束。